我在1982有个家 第1000节
后来有人拿他们的医术不精甚至是庸医来抨击他们，可这些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农民心里有一杆秤，赤脚医生们怎么样他们最清楚。
是，城里的医院好、城里的大夫强，可是他们能去的了城里吗？去了能找得到医院吗？找到医院能看得起病吗？
山珍海味再好，可是吃不上；自家的麸子再糙，却能填饱肚子！
更何况赤脚医生们是农民自己养起来的医生，服务态度好，治疗及时，甚至可以欠账，领袖让农民在整个历史上第一次能够有病就能看得上、看得起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
如今老同志们提起领袖同志的指示，依然很激动、很感动。
之前下针的医生叫周学医，他是第一批赤脚医生，年纪相对大一些，55岁，当时他去学习的时候就已经三十多岁。
周学医向众人说道：“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15岁那年，我15，当时是42年，中原大饥荒，咱们外岛也饥荒，中原没有粮食，咱们哪有粮食？”
“人吃的粮食少了，抵抗力不行，我娘就是那年感染伤寒不治去世的，34岁的人啊，就感染个感冒，没命了！”
“就在母亲去世5天后，我11岁的弟弟又感染了风寒。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弟弟当时吃不下东西了，瘦到皮包骨头，然后没医生、没药，生病没几天便不省人事。”
“附近乡亲你一块、我两块地捐出了150块法币的救命钱——当时花的还是旧社会的法币，然后把我弟弟抬到了现在的县医院来治疗，可来的晚了，两天后还是去世了！”
“就十来天的时间，我家两条人命、两条人命没了！只是个风寒感冒，你说一个家就破了！那时候我跪在我娘我弟的坟前发誓，以后一定当医生，为老乡治病、报恩！”
回忆着旧社会的苦日子，老大夫眼睛含着泪水：
“所以后来国家说，要让一部分愿意学习的贫下中农学医，我就改名叫周学医，跟我们大队说，我要去学医，回来给咱们社员看病。”
“当时大队长还是我们队里的周子民，他知道我家情况，就向上级单位推举我，我来县里学了半年、又去市里医学院学了半年，后来一直干赤脚医生干到现在！”
大家伙听的唏嘘不已，说起来都有一段伤心往事。
提起旧社会，这些人是恨的咬牙切齿。
当时像外岛的贫苦渔民确实活的没有个人样。
王忆问道：“旧社会时期，那时候钱很乱是吧？”
一个医生立马说：“那可不是乱怎么了？这事我记得清楚，37年的时候我刚出生，那年我爹用100法币买了两头大牛想要专门给人耕田。”
“但当时人们花不起钱雇牛，两年后卖出一头吧，一头大牛就卖了100法币，再过一年到40年仅仅只能买到一头小牛，再过一年买不到牛了，只能买到一头猪，哈哈！”
“到了43年，只能买一只母鸡，而在46年呢？一百块只能买到一个鸡蛋！”
其他人补充道：“从45年开始，明明小鬼子都投降了，咱们不是该过上好日子了吗？打跑侵略者了呀！”
“结果并没有，反而更差了，就说这个47年，你在沪都100法币只能买到一个煤球，买一根油条要三四百块，到了48年更有意思了，100法币只能买到四粒大米！”
有老医生伸出四根手指给他们看，笑的满脸悲哀：“四颗大米呀！四大家族你们说多狠呀！”
大家伙是义愤填膺又意兴阑珊，摇摇头后举起酒杯：“来，喝酒喝酒！”
其他人跟着举起酒杯：“喝酒吃肉！这个涮羊肉蘸一下二八酱，真香啊！”
大家伙刚经历了成功的生死救援非常开心，对职业非常认可，所以话题说来说去还是在职业和案例上。
有人问王忆：“王老师，你们那里药材问题怎么解决的？我听人说过，你们社员去买药还挺宽松的。”
其他人纷纷接话题说：“对，现在咱们药材比较紧缺呀，价格也有点高。”
王忆用药基本上都是从22年带过来的，不过一般是中成药，治疗小毛病的，可以散装卖给社员，不至于让人看出问题。
这年头渔民、农民们真是干什么都不舍得花钱，冬天容易风寒感冒，感冒了就自己捂着、挺着，严重了才去花两分钱买两片阿司匹林解热镇痛。
如果发展出炎症了，这样靠自愈是很难了，然后他们才会加一支青霉素。
王忆说道：“一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进价一毛五分八，卖价一毛八，对吧？这还行吧？”
这年头他没怎么见过贵的药品。
他用的药品是队集体拿钱统一买来的，然后这方面的收入也归公。
不过王家生产队这点跟其他队集体和村级卫生室不一样，医疗收入归王忆自己所有。
队集体的意思是补贴学校开支，毕竟王忆对生产队付出巨大，从来不算计，将一切献给了生产队。
这种情况下，王向红不愿意亏待他，就把一些可以打擦边球的收入归入学校名下。
反正学校账户都是王忆来管的。
青霉素之类的价格是全国统一价，医生们听了连连点头。
但他们能用的这种抗生素太少了，青霉素一个卫生室，一个月只能审批购买十支。
医生们对此很无奈：“能批下来的药太少了，我现在给我们社员看病主要还是靠三土四自。”
其他人跟着点头：“我这边也得靠三土四自。”
三土是土医、土方、土药，四自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
现在赤脚医生们最常见的工具有四样，温度计、血压计、听诊器、药碾子。
药碾子自然是用来自制药材所用工具，把药材捣烂了，团成药丸子给病人用，这种自制药物在当前农村很常见。
现在国家不太管这种医生自制药材，市场刚放开，需要监管的东西还太多，一切不规范。
赤脚医生们愿意自制药材，因为自制药材是有利润的。
虽然国家实行大包干了、绝大多数的村庄生产队将体制由大集体改为个人承包责任制了，可是个人不是什么都可以承包。
村级的卫生室就不许个人承包，得再过几年国家才允许出现私人卫生室、才允许赤脚医生们单干。
如今的赤脚医生和六七十年代一样，还属于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这点跟天涯岛上一样，他们用的一些成品药是队集体、村集体去采购回来的，他们收入也要归公。
但自制药物可以截留。
赤脚医生们提起三土四自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王忆认识的人多，有能耐，想看看能不能通过他带回来一些药材。
王忆陷入犹豫之中。
药材不比食材，这东西可不敢乱给人用，22年有的是人工养殖中药材甚至是已经炮制好的半成品中药材。
可他怎么给敢给赤脚医生们用？指不定大家伙给做成什么药，乱吃药很容易出问题。
因此他含含糊糊的就把这个话题给掺和了过去。
偏偏赤脚医生们好不容易跟他拉上关系，不肯放过这个话题，抓着他的手问他能不能给帮忙采购药材。
王忆无奈，只好说：“我后面找人问问吧，药材不比布匹粮食，这东西一般人不敢自己买卖。”
“为什么不敢？”医生们很疑惑，“咱们外岛盛产一些药草，每年到了秋天都有人去采药卖给我们或者卖给回购站。”
王忆解释道：“这个我知道，咱们自己不也采药吗？我说的是商业化出售中药材，这种商业行为现在还没怎么听说，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地方可以采购药材，这得问问。”
赤脚医生挺积极，叮嘱他说：“那你多托几个朋友问问，特别是你在东北那边，东北的药材多，人参、鹿茸、哈士蟆油、防风、细辛、五味子等等，要是能托人买到就最好了。”
“还有刺五加、黄柏、龙胆之类的，这也是关药嘛。”另有人补充说。
王忆匆匆忙忙的迎合下来准备离开。
结果领导们又来了。
孙诚等领导推开门进来敬酒，赤脚医生们见此大喜。
县领导主动来敬酒这也是极有面子的大事，回了村里能吹嘘到过年，过年走亲戚的时候可以提一提‘县领导是怎么敬酒的’这种话题。
另外赤脚医生们近距离接触到了领导，而且还喝了酒，平日里有些不能提的话题这会便趁机提了出来。
首先还是他们刚才委托王忆的事，采购药材特别是中药材。
这方面卫生局帮不上忙，跟王忆一样采取拖字诀，就说他们会打听一下这件事有没有操作空间。
在场的赤脚医生们没见过世面，可也不是傻子，比普通种地下海的老百姓见识多，一听领导开始拖，就知道这事没谱了。
然后有人问：“孙局，中药材的事先不说了，去年国家领导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怎么没听咱们县里有这股风？”
孙诚就是卫生系统专门负责乡村卫生工作的官员，他对相关的政策熟悉。
于是听到质疑他便解释说：“去年确实发了一份《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但是那个三年前、反正就从79年开始，国家卫生部门要考试考核咱们的赤脚医生，这个政策你们知道吧？”
周学医说道：“知道，报纸上都看过了，国家出于规范乡村卫生从业人员的考虑，开始控制赤脚医生数量和质量，并说要通过考试发证的方式，淘汰掉一批不合格的卫生人员。”
孙诚点头说：“对，国家在红头文件里说了，凡经考试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赤脚医生’证书，然后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
“对于暂时达不到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要加强培训，其报酬问题除记工分外，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补助。”
另一位叫宋鸿兵的科长说道：“这项考核考试现在还没有进行到咱们外岛这边，好像沪都、钱塘这些大城市都是今年下半年才正式开始进行考核考试。”
“所以没有考核考试，没有‘赤脚医生’证书，你们就还不能获得补贴。”
听到这话，赤脚医生们很不高兴：“我们的赤脚医生名号是新华社给命名的，都干快二十年的赤脚医生了，结果现在还得要考试才能拿到认证。”
“就是嘛，谁不知道我是赤脚医生？你可以去我们长海公社打听打听，都不用去我们生产队，去公社就行了，肯定能打听到我名号。”
“不是、不是，国家进行考核给予证书，这是政策，咱不用质疑，主要是我听说有些地区现在没有进行认证，然后就给所有的赤脚医生们进行补助了！”
宋鸿兵笑道：“这位同志说的应该是富裕地区吧？《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里面提过了，要各地单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补助。”
有人立马发现了盲点：“适当的补助……”
但旁边的人发现了他跟个盲人一样，赶紧拉他一把让他别问了——
领导已经在推诿这件事的执行了，你还问什么？继续问下去不是找不自在吗？自己不自在，领导也不自在！
孙诚自己也很识趣，举起酒杯挨个敬酒，自如的改了话题：
“俗话说，大水大旱之后有大疫，六几年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事，对吧？”
“对，当时咱们外岛农村疟疾流行，但村民们普遍缺乏防疫常识，当时上级单位要求我们赤脚医生挨家送药问诊，宣传防疟知识。”有眼力劲的赤脚医生赶紧配合领导转移了话题。
其他人纷纷跟上：“当时人不在家，就去地里找、去海上找。每天跑一遍，一连跑7天，然后把疟疾扼杀在摇篮里，没让它凶猛起来。”
“当时我们队里一些社员自觉身体好，不愿吃药，上级单位还给指示了，叫、叫‘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
孙诚笑道：“我当时还在上学，没有步入机关单位，但对这件事也记忆深刻，当时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利用两年时间从中华大地上根除了疟疾。”
“今年秋天，长龙的王家生产队发动社员群众大规模的搞了卫生运动，灭虫灭鼠、清理污水和野草。”
“根据各公社相关单位的统计，他们生产队从入秋到现在，社员健康状况一直保持的比较好……”
说到这里他问王忆：“王老师，是不是？”
王忆点点头。
搞好卫生确实可以避免很多的小毛病，今年冬天社员们感冒都很少。
不过这也跟他推行戴口罩外出有关，平日里出门就戴口罩，能防范一些传染病。
是，城里的医院好、城里的大夫强，可是他们能去的了城里吗？去了能找得到医院吗？找到医院能看得起病吗？
山珍海味再好，可是吃不上；自家的麸子再糙，却能填饱肚子！
更何况赤脚医生们是农民自己养起来的医生，服务态度好，治疗及时，甚至可以欠账，领袖让农民在整个历史上第一次能够有病就能看得上、看得起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
如今老同志们提起领袖同志的指示，依然很激动、很感动。
之前下针的医生叫周学医，他是第一批赤脚医生，年纪相对大一些，55岁，当时他去学习的时候就已经三十多岁。
周学医向众人说道：“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15岁那年，我15，当时是42年，中原大饥荒，咱们外岛也饥荒，中原没有粮食，咱们哪有粮食？”
“人吃的粮食少了，抵抗力不行，我娘就是那年感染伤寒不治去世的，34岁的人啊，就感染个感冒，没命了！”
“就在母亲去世5天后，我11岁的弟弟又感染了风寒。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弟弟当时吃不下东西了，瘦到皮包骨头，然后没医生、没药，生病没几天便不省人事。”
“附近乡亲你一块、我两块地捐出了150块法币的救命钱——当时花的还是旧社会的法币，然后把我弟弟抬到了现在的县医院来治疗，可来的晚了，两天后还是去世了！”
“就十来天的时间，我家两条人命、两条人命没了！只是个风寒感冒，你说一个家就破了！那时候我跪在我娘我弟的坟前发誓，以后一定当医生，为老乡治病、报恩！”
回忆着旧社会的苦日子，老大夫眼睛含着泪水：
“所以后来国家说，要让一部分愿意学习的贫下中农学医，我就改名叫周学医，跟我们大队说，我要去学医，回来给咱们社员看病。”
“当时大队长还是我们队里的周子民，他知道我家情况，就向上级单位推举我，我来县里学了半年、又去市里医学院学了半年，后来一直干赤脚医生干到现在！”
大家伙听的唏嘘不已，说起来都有一段伤心往事。
提起旧社会，这些人是恨的咬牙切齿。
当时像外岛的贫苦渔民确实活的没有个人样。
王忆问道：“旧社会时期，那时候钱很乱是吧？”
一个医生立马说：“那可不是乱怎么了？这事我记得清楚，37年的时候我刚出生，那年我爹用100法币买了两头大牛想要专门给人耕田。”
“但当时人们花不起钱雇牛，两年后卖出一头吧，一头大牛就卖了100法币，再过一年到40年仅仅只能买到一头小牛，再过一年买不到牛了，只能买到一头猪，哈哈！”
“到了43年，只能买一只母鸡，而在46年呢？一百块只能买到一个鸡蛋！”
其他人补充道：“从45年开始，明明小鬼子都投降了，咱们不是该过上好日子了吗？打跑侵略者了呀！”
“结果并没有，反而更差了，就说这个47年，你在沪都100法币只能买到一个煤球，买一根油条要三四百块，到了48年更有意思了，100法币只能买到四粒大米！”
有老医生伸出四根手指给他们看，笑的满脸悲哀：“四颗大米呀！四大家族你们说多狠呀！”
大家伙是义愤填膺又意兴阑珊，摇摇头后举起酒杯：“来，喝酒喝酒！”
其他人跟着举起酒杯：“喝酒吃肉！这个涮羊肉蘸一下二八酱，真香啊！”
大家伙刚经历了成功的生死救援非常开心，对职业非常认可，所以话题说来说去还是在职业和案例上。
有人问王忆：“王老师，你们那里药材问题怎么解决的？我听人说过，你们社员去买药还挺宽松的。”
其他人纷纷接话题说：“对，现在咱们药材比较紧缺呀，价格也有点高。”
王忆用药基本上都是从22年带过来的，不过一般是中成药，治疗小毛病的，可以散装卖给社员，不至于让人看出问题。
这年头渔民、农民们真是干什么都不舍得花钱，冬天容易风寒感冒，感冒了就自己捂着、挺着，严重了才去花两分钱买两片阿司匹林解热镇痛。
如果发展出炎症了，这样靠自愈是很难了，然后他们才会加一支青霉素。
王忆说道：“一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进价一毛五分八，卖价一毛八，对吧？这还行吧？”
这年头他没怎么见过贵的药品。
他用的药品是队集体拿钱统一买来的，然后这方面的收入也归公。
不过王家生产队这点跟其他队集体和村级卫生室不一样，医疗收入归王忆自己所有。
队集体的意思是补贴学校开支，毕竟王忆对生产队付出巨大，从来不算计，将一切献给了生产队。
这种情况下，王向红不愿意亏待他，就把一些可以打擦边球的收入归入学校名下。
反正学校账户都是王忆来管的。
青霉素之类的价格是全国统一价，医生们听了连连点头。
但他们能用的这种抗生素太少了，青霉素一个卫生室，一个月只能审批购买十支。
医生们对此很无奈：“能批下来的药太少了，我现在给我们社员看病主要还是靠三土四自。”
其他人跟着点头：“我这边也得靠三土四自。”
三土是土医、土方、土药，四自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
现在赤脚医生们最常见的工具有四样，温度计、血压计、听诊器、药碾子。
药碾子自然是用来自制药材所用工具，把药材捣烂了，团成药丸子给病人用，这种自制药物在当前农村很常见。
现在国家不太管这种医生自制药材，市场刚放开，需要监管的东西还太多，一切不规范。
赤脚医生们愿意自制药材，因为自制药材是有利润的。
虽然国家实行大包干了、绝大多数的村庄生产队将体制由大集体改为个人承包责任制了，可是个人不是什么都可以承包。
村级的卫生室就不许个人承包，得再过几年国家才允许出现私人卫生室、才允许赤脚医生们单干。
如今的赤脚医生和六七十年代一样，还属于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这点跟天涯岛上一样，他们用的一些成品药是队集体、村集体去采购回来的，他们收入也要归公。
但自制药物可以截留。
赤脚医生们提起三土四自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王忆认识的人多，有能耐，想看看能不能通过他带回来一些药材。
王忆陷入犹豫之中。
药材不比食材，这东西可不敢乱给人用，22年有的是人工养殖中药材甚至是已经炮制好的半成品中药材。
可他怎么给敢给赤脚医生们用？指不定大家伙给做成什么药，乱吃药很容易出问题。
因此他含含糊糊的就把这个话题给掺和了过去。
偏偏赤脚医生们好不容易跟他拉上关系，不肯放过这个话题，抓着他的手问他能不能给帮忙采购药材。
王忆无奈，只好说：“我后面找人问问吧，药材不比布匹粮食，这东西一般人不敢自己买卖。”
“为什么不敢？”医生们很疑惑，“咱们外岛盛产一些药草，每年到了秋天都有人去采药卖给我们或者卖给回购站。”
王忆解释道：“这个我知道，咱们自己不也采药吗？我说的是商业化出售中药材，这种商业行为现在还没怎么听说，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地方可以采购药材，这得问问。”
赤脚医生挺积极，叮嘱他说：“那你多托几个朋友问问，特别是你在东北那边，东北的药材多，人参、鹿茸、哈士蟆油、防风、细辛、五味子等等，要是能托人买到就最好了。”
“还有刺五加、黄柏、龙胆之类的，这也是关药嘛。”另有人补充说。
王忆匆匆忙忙的迎合下来准备离开。
结果领导们又来了。
孙诚等领导推开门进来敬酒，赤脚医生们见此大喜。
县领导主动来敬酒这也是极有面子的大事，回了村里能吹嘘到过年，过年走亲戚的时候可以提一提‘县领导是怎么敬酒的’这种话题。
另外赤脚医生们近距离接触到了领导，而且还喝了酒，平日里有些不能提的话题这会便趁机提了出来。
首先还是他们刚才委托王忆的事，采购药材特别是中药材。
这方面卫生局帮不上忙，跟王忆一样采取拖字诀，就说他们会打听一下这件事有没有操作空间。
在场的赤脚医生们没见过世面，可也不是傻子，比普通种地下海的老百姓见识多，一听领导开始拖，就知道这事没谱了。
然后有人问：“孙局，中药材的事先不说了，去年国家领导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怎么没听咱们县里有这股风？”
孙诚就是卫生系统专门负责乡村卫生工作的官员，他对相关的政策熟悉。
于是听到质疑他便解释说：“去年确实发了一份《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但是那个三年前、反正就从79年开始，国家卫生部门要考试考核咱们的赤脚医生，这个政策你们知道吧？”
周学医说道：“知道，报纸上都看过了，国家出于规范乡村卫生从业人员的考虑，开始控制赤脚医生数量和质量，并说要通过考试发证的方式，淘汰掉一批不合格的卫生人员。”
孙诚点头说：“对，国家在红头文件里说了，凡经考试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赤脚医生’证书，然后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
“对于暂时达不到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要加强培训，其报酬问题除记工分外，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补助。”
另一位叫宋鸿兵的科长说道：“这项考核考试现在还没有进行到咱们外岛这边，好像沪都、钱塘这些大城市都是今年下半年才正式开始进行考核考试。”
“所以没有考核考试，没有‘赤脚医生’证书，你们就还不能获得补贴。”
听到这话，赤脚医生们很不高兴：“我们的赤脚医生名号是新华社给命名的，都干快二十年的赤脚医生了，结果现在还得要考试才能拿到认证。”
“就是嘛，谁不知道我是赤脚医生？你可以去我们长海公社打听打听，都不用去我们生产队，去公社就行了，肯定能打听到我名号。”
“不是、不是，国家进行考核给予证书，这是政策，咱不用质疑，主要是我听说有些地区现在没有进行认证，然后就给所有的赤脚医生们进行补助了！”
宋鸿兵笑道：“这位同志说的应该是富裕地区吧？《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里面提过了，要各地单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补助。”
有人立马发现了盲点：“适当的补助……”
但旁边的人发现了他跟个盲人一样，赶紧拉他一把让他别问了——
领导已经在推诿这件事的执行了，你还问什么？继续问下去不是找不自在吗？自己不自在，领导也不自在！
孙诚自己也很识趣，举起酒杯挨个敬酒，自如的改了话题：
“俗话说，大水大旱之后有大疫，六几年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事，对吧？”
“对，当时咱们外岛农村疟疾流行，但村民们普遍缺乏防疫常识，当时上级单位要求我们赤脚医生挨家送药问诊，宣传防疟知识。”有眼力劲的赤脚医生赶紧配合领导转移了话题。
其他人纷纷跟上：“当时人不在家，就去地里找、去海上找。每天跑一遍，一连跑7天，然后把疟疾扼杀在摇篮里，没让它凶猛起来。”
“当时我们队里一些社员自觉身体好，不愿吃药，上级单位还给指示了，叫、叫‘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
孙诚笑道：“我当时还在上学，没有步入机关单位，但对这件事也记忆深刻，当时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利用两年时间从中华大地上根除了疟疾。”
“今年秋天，长龙的王家生产队发动社员群众大规模的搞了卫生运动，灭虫灭鼠、清理污水和野草。”
“根据各公社相关单位的统计，他们生产队从入秋到现在，社员健康状况一直保持的比较好……”
说到这里他问王忆：“王老师，是不是？”
王忆点点头。
搞好卫生确实可以避免很多的小毛病，今年冬天社员们感冒都很少。
不过这也跟他推行戴口罩外出有关，平日里出门就戴口罩，能防范一些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