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赫尔克里·波洛告辞离开之后，杰里米·富勒顿先生坐在桌前，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然而他的眼睛望向远方——陷入了沉思。
他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垂下眼睛看着它，目光却没有焦点。内线电话小声地响起来，他拿起桌上的听筒。
“什么事，迈尔斯小姐？”
“霍尔登先生来了，先生。”
“对，对，他有预约，我想已经晚了四十多分钟了吧。他说了为什么来晚了吗？……是，是，我很明白。每次迟到他都是这个理由。你告诉他我已经在接见下一位客户了，没时间见他。你跟他约下周，好吗？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好的，富勒顿先生。”
他放下听筒，一脸深思地看着面前的文件，但还是没读它。他的思绪飞回到了过去。两年——差不多正好两年了——今天早上来的那个穿着黑漆皮鞋、留着小胡子的奇怪小老头问了各种问题，把他带回到过去之中。
现在他在脑海中回想着两年前的那场对话。
他再一次看见，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着一个女孩儿，矮小，健壮——橄榄般棕色的皮肤，暗红色的大嘴巴，高高的颧骨，浓黑突出的眉毛下一双蓝色的眼睛犀利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张饱含热情的脸，一张充满生机的脸，一张经受过痛苦的脸——也许一直都要承受痛苦——但是永远也学不会接受苦难。她是那种会一直反抗到底的人。她现在在哪儿呢？他想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怎么做到了——她到底做到了什么呢？谁帮了她？有人帮了她吗？肯定是。
他猜她回去了，回到中欧某个动乱不断的国家。她从那里来，她属于那里，最终也不得不回到那里，因为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除非她想要失去自由。
杰里米·富勒顿是法律的支持者。他相信法律，蔑视现在很多法官总是从轻发落、墨守成规。学生们偷书，新婚少妇在超市小偷小摸，女孩儿偷拿雇主的钱，男孩儿毁坏电话亭拿里面的硬币。他们中没有人是真正需要钱，没有人是走投无路的；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小被溺爱，什么都不懂，只相信他们买不起的东西都可以伸手去拿。然而在他那坚定的坚持法律的公正的信仰之下，富勒顿先生还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他可能会为人们感到难过。他可能会，也确实为奥尔加·塞米诺娃感到难过，尽管他没有被她为自己激烈的辩护所影响。
“我来寻求您的帮助。我想您能帮我。去年您对我很好，您帮我填了那些表格，我才能多在英格兰待一年。所以当他们对我说‘你有权不回答任何不想回答的问题，你可以找律师代表你’的时候，我想到了您。”
“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富勒顿先生记得他当时说这话时是多么冷静和冷漠。因为要隐藏他的遗憾，说起话来就更加冷漠，他说：“并不合适。在这个案子里我没办法在法律上代表你。我已经代表德雷克一家了。如你所知，我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律师。”
“但是她已经死了。她死了，不再需要律师了。”
“她很喜欢你。”富勒顿先生说。
“是的，她很喜欢我。这也是我要告诉您的。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把钱留给我。”
“她所有的钱？”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能？她不喜欢她的亲戚。”
“你错了，她很喜欢她的侄子和侄媳。”
“好吧，她可能喜欢德雷克先生，但是她不喜欢德雷克夫人。她觉得她很烦。德雷克夫人总是干涉她的生活。她不让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做她一直喜欢做的事，不让她吃喜欢吃的东西。”
“她是个有良心的人，试图劝她的姑妈听从医生的嘱咐，注意饮食，不要过度运动，等等。”
“人们都不愿意听从医生的嘱咐。他们不想被亲戚干涉。他们喜欢过自己的日子，做喜欢的事，吃喜欢的东西。她有很多钱，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她很有钱——有钱——有钱！她可以用她的钱做任何事。他们已经很有钱了，德雷克先生和夫人，他们有一栋好房子，有足够的衣服，还有两辆车。他们非常富有了。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钱？”
“他们是她唯一在世的亲戚。”
“她想把钱留给我。她为我难过。她知道我受过很多苦，她知道我爸爸被警察逮捕了，我和妈妈再没见过他。她知道我妈妈的事，也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我的家人都死了。很可怕，我经历的这一切。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子。您没站在我这边。”
“没有，”富勒顿先生说，“我没站在你那边。听到你经历的这些事，我很难过，但是你又惹祸上身了。”
“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没做过不该做的事。我做了什么？我对她很好。我给她拿了很多医生不建议她吃的东西，巧克力和黄油。他们一直只给她吃植物油，她不喜欢植物油，她想吃黄油，她想要很多黄油。”
“这不是黄油的问题。”富勒顿先生说。
“我照顾她，我对她很好！所以她很感激我。她去世的时候，我发现她很好心地签了一张纸，把她的钱都留给我了，然后德雷克一家就来找我，说我不应该拥有这些钱。他们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他们说我不正当施压。还有更难听的话，越来越难听。他们说我自己写的那份遗嘱。胡说八道。她写的，她亲笔写的。那时候她让我离开房间，把清洁女工还有园丁吉姆叫过去了。她说他们得在上面签字，我不能签。因为我会得到那笔钱。为什么我不能得到那笔钱？为什么我的生命里就不能有一些幸运，有一些幸福？我知道这件事后还计划去做很多事，那些计划是那么美妙。”
“我毫不怀疑，是的，我毫不怀疑。”
“为什么我不能有计划？为什么我不能高兴？我将会很幸福很富有，拥有我想要的一切。我做错什么了？没有，没有，我告诉您，我什么都没做错。”
“我向你解释过了。”富勒顿先生说。
“都是谎话。您觉得我在说谎。您说我自己写的那份遗嘱。不是我写的。是她写的。没人能改变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富勒顿先生说，“现在听着，别再抱怨了，听我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经常让你尽量模仿她的笔迹写信，是真的吧？那是因为她还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老传统，认为用打字机给朋友或者亲密的人写信是不礼貌的。现在没人关心信是手写的还是打印的了，但是对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来说那就是无礼。你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
“是的，我明白。她也是这么要求我的。‘哦，奥尔加，’她说，‘按我刚才让你速记下来的话给这四封信回信，但是你得用手写，写得越像我的字越好。’她让我练习她的笔迹，注意她的笔画是怎么写的。‘只要和我的笔迹有些像，’她说，‘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签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人们觉得我自己连字都写不了了。尽管，你知道，我手腕的风湿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不想用打字机打私人信件。’”
“你可以用你的字体回信，”富勒顿先生说，“然后在后面注明‘秘书代写’之类的。”
“她不让我那么做。她希望人们认为那就是她亲笔写的。”
这一点，富勒顿先生想，很可能是真的。很像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风格。她总是非常不满一些事实：她不能再做以前做的事儿了，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远路或者爬山了，不能用手做一些特定的动作，尤其是右手。她希望能说：“我非常健康，非常好，如果我想做，没什么我做不了的。”是的，奥尔加刚才告诉他的绝对是真的，而正因为这是真的，才使得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签的最后那条遗嘱补遗在最开始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那是在他的办公室，富勒顿先生回想起来。他们起了疑心，是因为他和他年轻的搭档都非常熟悉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字体。小科尔最先说：“您知道吗，我真不敢相信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了那条补遗。我知道她最近得了关节炎，但是看看这些我从以前的文件里找到的她的手写字。这条补遗不太对劲儿。”
富勒顿先生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他说在字迹问题上可以询问专家的意见。得到的答案非常肯定。补遗上面的手写字绝对不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的。如果奥尔加没有那么贪心，富勒顿先生想，如果她知足地去写跟这个一样开头的一条补遗——“为感谢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关心，以及她对我表现出的亲密和友善，我赠予她——”这是补遗的开头，也只能这样开头。如果她在下面明确写明有一大笔钱要留给忠诚的互换生女孩儿，亲戚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儿太过了，但他们还是会毫无疑问地接受。然而排除所有亲戚，甚至包括一直是她过去二十年的四份遗嘱中剩余财产继承人的侄子，把遗产都留给这个陌生人奥尔加·塞米诺娃——这不是路易丝·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性格。事实上，一条不正当施压就能推翻这样一份遗嘱。不，她太贪婪了，这个激动热情的孩子。可能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告诉过她会留一笔钱给她，因为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关心，而且对她百依百顺，做任何主人让她做的事，这让老太太开始喜欢这个孩子。而这让奥尔加开始憧憬。她将会拥有一切。老太太会把一切都留给她，她会得到所有的东西。钱、房子、衣服，还有首饰珠宝。一切东西。一个贪婪的女孩儿。而现在她要遭到惩罚了。
而富勒顿先生，有悖他的意志、有悖他的法律直觉、有悖他许多原则，为这个女孩儿感到难过。非常为她难过。据说她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遭受苦难，体会了国家的严酷，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位兄弟，一位姐妹，知道了不公和恐惧。这一切造就了她的一种特性，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这导致了一种孩子般狂热的贪婪。
“所有人都跟我作对，”奥尔加说，“每个人。你们都跟我作对。您不公平，因为我是外国人，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我该做什么？”
“因为我真的不认为我能为你做什么。”富勒顿先生说，“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坦白从宽。”
“如果我按你说的做，那就是说谎，是假话。她写的那份遗嘱。她写在那儿的。他们在那儿签字的时候她让我离开房间了。”
“证据都对你不利，你知道的。有人会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她有各种不同的文件，她有时候根本不读她面前放的是什么。”
“好吧，那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了。”
“我亲爱的孩子，”富勒顿先生说，“对你最有利的只有两个事实，一是你是初犯，二是你是外国人，对英语并不精通。这样的话你可以被从轻发落——或者你可以，真的，缓刑察看。”
“哦，措辞。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我会被关进监狱，永远出不来了。”
“你是在胡思乱想。”富勒顿先生说。
“那我还不如逃跑，如果我跑了，藏起来，就没有人能找得到我了。”
“一旦发出了逮捕令，你就会被找到的。”
“如果我够快的话就不会。如果我现在马上就走，如果有人帮我，我就能离开，离开英国。坐船或者坐飞机。我可以找人伪造通行证或者护照或者需要的任何东西。有人会帮我，我有朋友。有喜欢我的人，有人会帮我消失。这就是我需要的。我可以戴上假发，或者拄着拐棍儿走路。”
“听着，”富勒顿先生当时说很有威信地说，“我为你难过，我会给你推荐一位律师，他会尽全力帮助你。你不能希望借消失了事。那都是孩子话。”
“我有足够的钱。我攒钱了。”然后她接着说，“您已经尽力帮我了，是的，我相信。但是您不会做任何事情，因为法律——法律。但是有人会帮我。有人会。我会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到我的地方。”
富勒顿先生想，果然没有人再找到她。他很好奇——是的，他非常好奇——她现在哪儿，或者可能在哪儿。
赫尔克里·波洛告辞离开之后，杰里米·富勒顿先生坐在桌前，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然而他的眼睛望向远方——陷入了沉思。
他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垂下眼睛看着它，目光却没有焦点。内线电话小声地响起来，他拿起桌上的听筒。
“什么事，迈尔斯小姐？”
“霍尔登先生来了，先生。”
“对，对，他有预约，我想已经晚了四十多分钟了吧。他说了为什么来晚了吗？……是，是，我很明白。每次迟到他都是这个理由。你告诉他我已经在接见下一位客户了，没时间见他。你跟他约下周，好吗？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好的，富勒顿先生。”
他放下听筒，一脸深思地看着面前的文件，但还是没读它。他的思绪飞回到了过去。两年——差不多正好两年了——今天早上来的那个穿着黑漆皮鞋、留着小胡子的奇怪小老头问了各种问题，把他带回到过去之中。
现在他在脑海中回想着两年前的那场对话。
他再一次看见，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着一个女孩儿，矮小，健壮——橄榄般棕色的皮肤，暗红色的大嘴巴，高高的颧骨，浓黑突出的眉毛下一双蓝色的眼睛犀利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张饱含热情的脸，一张充满生机的脸，一张经受过痛苦的脸——也许一直都要承受痛苦——但是永远也学不会接受苦难。她是那种会一直反抗到底的人。她现在在哪儿呢？他想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怎么做到了——她到底做到了什么呢？谁帮了她？有人帮了她吗？肯定是。
他猜她回去了，回到中欧某个动乱不断的国家。她从那里来，她属于那里，最终也不得不回到那里，因为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除非她想要失去自由。
杰里米·富勒顿是法律的支持者。他相信法律，蔑视现在很多法官总是从轻发落、墨守成规。学生们偷书，新婚少妇在超市小偷小摸，女孩儿偷拿雇主的钱，男孩儿毁坏电话亭拿里面的硬币。他们中没有人是真正需要钱，没有人是走投无路的；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小被溺爱，什么都不懂，只相信他们买不起的东西都可以伸手去拿。然而在他那坚定的坚持法律的公正的信仰之下，富勒顿先生还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他可能会为人们感到难过。他可能会，也确实为奥尔加·塞米诺娃感到难过，尽管他没有被她为自己激烈的辩护所影响。
“我来寻求您的帮助。我想您能帮我。去年您对我很好，您帮我填了那些表格，我才能多在英格兰待一年。所以当他们对我说‘你有权不回答任何不想回答的问题，你可以找律师代表你’的时候，我想到了您。”
“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富勒顿先生记得他当时说这话时是多么冷静和冷漠。因为要隐藏他的遗憾，说起话来就更加冷漠，他说：“并不合适。在这个案子里我没办法在法律上代表你。我已经代表德雷克一家了。如你所知，我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律师。”
“但是她已经死了。她死了，不再需要律师了。”
“她很喜欢你。”富勒顿先生说。
“是的，她很喜欢我。这也是我要告诉您的。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把钱留给我。”
“她所有的钱？”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能？她不喜欢她的亲戚。”
“你错了，她很喜欢她的侄子和侄媳。”
“好吧，她可能喜欢德雷克先生，但是她不喜欢德雷克夫人。她觉得她很烦。德雷克夫人总是干涉她的生活。她不让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做她一直喜欢做的事，不让她吃喜欢吃的东西。”
“她是个有良心的人，试图劝她的姑妈听从医生的嘱咐，注意饮食，不要过度运动，等等。”
“人们都不愿意听从医生的嘱咐。他们不想被亲戚干涉。他们喜欢过自己的日子，做喜欢的事，吃喜欢的东西。她有很多钱，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她很有钱——有钱——有钱！她可以用她的钱做任何事。他们已经很有钱了，德雷克先生和夫人，他们有一栋好房子，有足够的衣服，还有两辆车。他们非常富有了。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钱？”
“他们是她唯一在世的亲戚。”
“她想把钱留给我。她为我难过。她知道我受过很多苦，她知道我爸爸被警察逮捕了，我和妈妈再没见过他。她知道我妈妈的事，也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我的家人都死了。很可怕，我经历的这一切。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子。您没站在我这边。”
“没有，”富勒顿先生说，“我没站在你那边。听到你经历的这些事，我很难过，但是你又惹祸上身了。”
“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没做过不该做的事。我做了什么？我对她很好。我给她拿了很多医生不建议她吃的东西，巧克力和黄油。他们一直只给她吃植物油，她不喜欢植物油，她想吃黄油，她想要很多黄油。”
“这不是黄油的问题。”富勒顿先生说。
“我照顾她，我对她很好！所以她很感激我。她去世的时候，我发现她很好心地签了一张纸，把她的钱都留给我了，然后德雷克一家就来找我，说我不应该拥有这些钱。他们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他们说我不正当施压。还有更难听的话，越来越难听。他们说我自己写的那份遗嘱。胡说八道。她写的，她亲笔写的。那时候她让我离开房间，把清洁女工还有园丁吉姆叫过去了。她说他们得在上面签字，我不能签。因为我会得到那笔钱。为什么我不能得到那笔钱？为什么我的生命里就不能有一些幸运，有一些幸福？我知道这件事后还计划去做很多事，那些计划是那么美妙。”
“我毫不怀疑，是的，我毫不怀疑。”
“为什么我不能有计划？为什么我不能高兴？我将会很幸福很富有，拥有我想要的一切。我做错什么了？没有，没有，我告诉您，我什么都没做错。”
“我向你解释过了。”富勒顿先生说。
“都是谎话。您觉得我在说谎。您说我自己写的那份遗嘱。不是我写的。是她写的。没人能改变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富勒顿先生说，“现在听着，别再抱怨了，听我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经常让你尽量模仿她的笔迹写信，是真的吧？那是因为她还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老传统，认为用打字机给朋友或者亲密的人写信是不礼貌的。现在没人关心信是手写的还是打印的了，但是对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来说那就是无礼。你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
“是的，我明白。她也是这么要求我的。‘哦，奥尔加，’她说，‘按我刚才让你速记下来的话给这四封信回信，但是你得用手写，写得越像我的字越好。’她让我练习她的笔迹，注意她的笔画是怎么写的。‘只要和我的笔迹有些像，’她说，‘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签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人们觉得我自己连字都写不了了。尽管，你知道，我手腕的风湿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不想用打字机打私人信件。’”
“你可以用你的字体回信，”富勒顿先生说，“然后在后面注明‘秘书代写’之类的。”
“她不让我那么做。她希望人们认为那就是她亲笔写的。”
这一点，富勒顿先生想，很可能是真的。很像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风格。她总是非常不满一些事实：她不能再做以前做的事儿了，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远路或者爬山了，不能用手做一些特定的动作，尤其是右手。她希望能说：“我非常健康，非常好，如果我想做，没什么我做不了的。”是的，奥尔加刚才告诉他的绝对是真的，而正因为这是真的，才使得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签的最后那条遗嘱补遗在最开始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那是在他的办公室，富勒顿先生回想起来。他们起了疑心，是因为他和他年轻的搭档都非常熟悉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字体。小科尔最先说：“您知道吗，我真不敢相信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了那条补遗。我知道她最近得了关节炎，但是看看这些我从以前的文件里找到的她的手写字。这条补遗不太对劲儿。”
富勒顿先生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他说在字迹问题上可以询问专家的意见。得到的答案非常肯定。补遗上面的手写字绝对不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的。如果奥尔加没有那么贪心，富勒顿先生想，如果她知足地去写跟这个一样开头的一条补遗——“为感谢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关心，以及她对我表现出的亲密和友善，我赠予她——”这是补遗的开头，也只能这样开头。如果她在下面明确写明有一大笔钱要留给忠诚的互换生女孩儿，亲戚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儿太过了，但他们还是会毫无疑问地接受。然而排除所有亲戚，甚至包括一直是她过去二十年的四份遗嘱中剩余财产继承人的侄子，把遗产都留给这个陌生人奥尔加·塞米诺娃——这不是路易丝·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性格。事实上，一条不正当施压就能推翻这样一份遗嘱。不，她太贪婪了，这个激动热情的孩子。可能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告诉过她会留一笔钱给她，因为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关心，而且对她百依百顺，做任何主人让她做的事，这让老太太开始喜欢这个孩子。而这让奥尔加开始憧憬。她将会拥有一切。老太太会把一切都留给她，她会得到所有的东西。钱、房子、衣服，还有首饰珠宝。一切东西。一个贪婪的女孩儿。而现在她要遭到惩罚了。
而富勒顿先生，有悖他的意志、有悖他的法律直觉、有悖他许多原则，为这个女孩儿感到难过。非常为她难过。据说她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遭受苦难，体会了国家的严酷，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位兄弟，一位姐妹，知道了不公和恐惧。这一切造就了她的一种特性，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这导致了一种孩子般狂热的贪婪。
“所有人都跟我作对，”奥尔加说，“每个人。你们都跟我作对。您不公平，因为我是外国人，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我该做什么？”
“因为我真的不认为我能为你做什么。”富勒顿先生说，“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坦白从宽。”
“如果我按你说的做，那就是说谎，是假话。她写的那份遗嘱。她写在那儿的。他们在那儿签字的时候她让我离开房间了。”
“证据都对你不利，你知道的。有人会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她有各种不同的文件，她有时候根本不读她面前放的是什么。”
“好吧，那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了。”
“我亲爱的孩子，”富勒顿先生说，“对你最有利的只有两个事实，一是你是初犯，二是你是外国人，对英语并不精通。这样的话你可以被从轻发落——或者你可以，真的，缓刑察看。”
“哦，措辞。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我会被关进监狱，永远出不来了。”
“你是在胡思乱想。”富勒顿先生说。
“那我还不如逃跑，如果我跑了，藏起来，就没有人能找得到我了。”
“一旦发出了逮捕令，你就会被找到的。”
“如果我够快的话就不会。如果我现在马上就走，如果有人帮我，我就能离开，离开英国。坐船或者坐飞机。我可以找人伪造通行证或者护照或者需要的任何东西。有人会帮我，我有朋友。有喜欢我的人，有人会帮我消失。这就是我需要的。我可以戴上假发，或者拄着拐棍儿走路。”
“听着，”富勒顿先生当时说很有威信地说，“我为你难过，我会给你推荐一位律师，他会尽全力帮助你。你不能希望借消失了事。那都是孩子话。”
“我有足够的钱。我攒钱了。”然后她接着说，“您已经尽力帮我了，是的，我相信。但是您不会做任何事情，因为法律——法律。但是有人会帮我。有人会。我会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到我的地方。”
富勒顿先生想，果然没有人再找到她。他很好奇——是的，他非常好奇——她现在哪儿，或者可能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