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节
第三章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毛毛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女儿，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息养了几个月……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行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籍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他。
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
田福军诚恳地说：“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象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玻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田福军说：“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正文主持一段……”“那还是你主持嘛！也没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
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只好告退了。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看他来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西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苍桑碍…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工作中，一块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
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过去在原西，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这一点在目前仍然很重要），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地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
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
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同心协力工作呢？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原西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
他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他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
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
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中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象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他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
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
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
啊啊！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布署，在夏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多数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中；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它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从县上回到地区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锁着。他的家还在原西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市医院，但他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爱云分别了一年多，他实在需要她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天天晚上都能和她共眠一床。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回去一趟不行。
好在这一段侄女还能带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得经常穿脏衣服。他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省上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腻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
有一天，他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她帮忙。他以为是晓霞这鬼丫头来了。直到小房门口他才发现是杜正贤的女儿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家，他认识。
他问丽丽：“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不带来？”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他说：“本来要来，可是他爸不让来。”
“为什么？”
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该怎回答他。
润叶只好说：“本来惠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而现在你当了专员，惠良要是往你这里跑，怕别人说闲话……”田福军听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他只好开玩笑说：“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让老武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
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回原西去搬自己的家。
他当天回到原西家里后，屁股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智、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啊呀，我们还在招待所等你哩！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
田福军招呼他们坐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在这里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
说完这话，他马上意识到，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大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又开玩笑补充说：“怎么？我回来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的老婆？”这一下才把大家逗笑了。正给众人倒茶的爱云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
田福军下午就准备起身，因此没时间和原西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原西来，和老同事们一块放松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谈闲话。
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妻弟润生和妻妹晓霞，把他家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
这天午饭前，县上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
当然也有个把势利之徒，看原来在原西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乘这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
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着出车走了。可怜的小伙子不愿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我们能理解他那难言的心情……下午吃过饭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上车前，原西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他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象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周文龙为不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就赶快退开了。
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了小卧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抱着他那只老黑猫。
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立在车旁的晓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
“为什么？”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本来小车四个坐位，他两口子加上晓霞和她外爷正好。
女儿嘴伏在他耳边悄悄说：“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哩！你看这么多人为你送行，这是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面就有点不象话了。
你明白吗？田专员！”
啊啊！田福军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说：“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押车！”
---第四章
第四章
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省城后，没有能立即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候几天。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
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个办事机构，又象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如同在外国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
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五十年代就建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事”很方便。
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二楼他常住的那间套房里，房间比不上高级宾馆，倒也还舒适。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时居祝因为他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没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呆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极需要清静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
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点高，但这是十几年来的老毛病，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就长期脱离工作，专住在医院里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没高到过危险的程度。
现在，他可是准备长时间在省医院住院罗。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为了看他的箔…在黄原地区前专员调到省二轻局当局长后，苗凯自己想让地区管宣传的副书记高凤阁当专员。
凤阁多年和他一块共事，两个人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黄原的工作他搞起来就顺当得多。他为此曾专门来过一次省里，分别找省委管组织的副书记石钟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谈过他的意见；并且还和省委组织部长也谈过。他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专员。
他万万没想到，给他派回来个田福军！
这不是要专门拆他的台吗？
他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借调走后，他本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他才去看过他一回，并且态度尽量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知道了这个人和石钟的关系不很一般……现在，苗凯不得不进一步想，是不是省委对他有了看法，不准备让他在黄原继续干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处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量提拔开拓型的干部，大概他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干部吧？
其实，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他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
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故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高血压。
请假看病，住进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当过，猛一下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哩！哼！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他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后他再去住院，个人意气恐怕就太有点明显了。与此同时，他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去看玻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但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玻并且明确指示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
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沉沉的悲凉感。是呀，他五十四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敏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激流勇退，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已改变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他放手工作的印象。
不管怎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累了，休息几个月也好……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
当然，有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呆着，就好象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孤云独自闲……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元，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来——他讥讽地想，他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三十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发表过几篇小说（哼，如今写小说的比驴还多），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当秘书后，这小伙子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这几年他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着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白元初来时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地凸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首长架式摆下了。他每次跟他到省里，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人士，撑棚架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年轻人！不要急，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这天午饭前，白元照例到他房间来，问他出去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要办？
他说他不出去，出去没什么事要办。
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吃苹果的时候，白元支支吾吾说：“苗书记，我跟你也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
苗凯敏感地支愣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哩！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几年秘书后，一般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
但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元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
嗯，他明白了。是的，这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前谋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子担心把他撂在空摊上！
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小伙歪好侍候他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
但他有点气恼的是，秘书这时候提出这问题。几乎等于公然地把他看成个已经大势已去的老汉了。他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
尽管他对白元此时提出要去“锻炼”不愉快，但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白元突然变得象个十八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想下到县里去。”“想去哪个县？”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
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
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那你下去想干什么工作有考虑吗？”苗凯问一脸羞涩的秘书。
“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个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元毫不害羞地说。
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地向他直截了当要这么重要的职务！
这倒使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要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个人跟上就行了。白元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他也当不成！叫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
他把吃剩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这时候，办事处主任武宏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元起身去小餐厅。
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宏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山西特别老陈醋。武宏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
当天下午，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钟来办事处看他。
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但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走前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箔…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
吴斌和石钟也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情况不好，整天头昏脑涨的。
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探望他的病情，因此不谈工作方面的事。
说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特产呢？比如你们那里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我家都说咱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钟说：“你们两个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拿什么盖楼？”
吴斌开玩笑说：“你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不信你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毛毛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女儿，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息养了几个月……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行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籍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他。
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
田福军诚恳地说：“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象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玻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田福军说：“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正文主持一段……”“那还是你主持嘛！也没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
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只好告退了。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看他来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西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苍桑碍…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工作中，一块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
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过去在原西，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这一点在目前仍然很重要），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地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
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
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同心协力工作呢？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原西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
他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他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
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
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中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象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他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
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
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
啊啊！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布署，在夏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多数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中；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它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从县上回到地区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锁着。他的家还在原西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市医院，但他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爱云分别了一年多，他实在需要她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天天晚上都能和她共眠一床。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回去一趟不行。
好在这一段侄女还能带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得经常穿脏衣服。他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省上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腻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
有一天，他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她帮忙。他以为是晓霞这鬼丫头来了。直到小房门口他才发现是杜正贤的女儿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家，他认识。
他问丽丽：“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不带来？”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他说：“本来要来，可是他爸不让来。”
“为什么？”
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该怎回答他。
润叶只好说：“本来惠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而现在你当了专员，惠良要是往你这里跑，怕别人说闲话……”田福军听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他只好开玩笑说：“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让老武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
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回原西去搬自己的家。
他当天回到原西家里后，屁股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智、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啊呀，我们还在招待所等你哩！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
田福军招呼他们坐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在这里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
说完这话，他马上意识到，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大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又开玩笑补充说：“怎么？我回来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的老婆？”这一下才把大家逗笑了。正给众人倒茶的爱云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
田福军下午就准备起身，因此没时间和原西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原西来，和老同事们一块放松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谈闲话。
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妻弟润生和妻妹晓霞，把他家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
这天午饭前，县上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
当然也有个把势利之徒，看原来在原西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乘这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
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着出车走了。可怜的小伙子不愿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我们能理解他那难言的心情……下午吃过饭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上车前，原西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他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象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周文龙为不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就赶快退开了。
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了小卧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抱着他那只老黑猫。
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立在车旁的晓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
“为什么？”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本来小车四个坐位，他两口子加上晓霞和她外爷正好。
女儿嘴伏在他耳边悄悄说：“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哩！你看这么多人为你送行，这是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面就有点不象话了。
你明白吗？田专员！”
啊啊！田福军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说：“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押车！”
---第四章
第四章
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省城后，没有能立即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候几天。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
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个办事机构，又象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如同在外国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
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五十年代就建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事”很方便。
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二楼他常住的那间套房里，房间比不上高级宾馆，倒也还舒适。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时居祝因为他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没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呆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极需要清静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
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点高，但这是十几年来的老毛病，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就长期脱离工作，专住在医院里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没高到过危险的程度。
现在，他可是准备长时间在省医院住院罗。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为了看他的箔…在黄原地区前专员调到省二轻局当局长后，苗凯自己想让地区管宣传的副书记高凤阁当专员。
凤阁多年和他一块共事，两个人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黄原的工作他搞起来就顺当得多。他为此曾专门来过一次省里，分别找省委管组织的副书记石钟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谈过他的意见；并且还和省委组织部长也谈过。他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专员。
他万万没想到，给他派回来个田福军！
这不是要专门拆他的台吗？
他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借调走后，他本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他才去看过他一回，并且态度尽量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知道了这个人和石钟的关系不很一般……现在，苗凯不得不进一步想，是不是省委对他有了看法，不准备让他在黄原继续干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处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量提拔开拓型的干部，大概他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干部吧？
其实，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他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
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故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高血压。
请假看病，住进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当过，猛一下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哩！哼！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他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后他再去住院，个人意气恐怕就太有点明显了。与此同时，他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去看玻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但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玻并且明确指示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
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沉沉的悲凉感。是呀，他五十四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敏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激流勇退，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已改变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他放手工作的印象。
不管怎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累了，休息几个月也好……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
当然，有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呆着，就好象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孤云独自闲……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元，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来——他讥讽地想，他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三十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发表过几篇小说（哼，如今写小说的比驴还多），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当秘书后，这小伙子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这几年他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着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白元初来时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地凸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首长架式摆下了。他每次跟他到省里，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人士，撑棚架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年轻人！不要急，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这天午饭前，白元照例到他房间来，问他出去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要办？
他说他不出去，出去没什么事要办。
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吃苹果的时候，白元支支吾吾说：“苗书记，我跟你也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
苗凯敏感地支愣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哩！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几年秘书后，一般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
但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元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
嗯，他明白了。是的，这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前谋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子担心把他撂在空摊上！
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小伙歪好侍候他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
但他有点气恼的是，秘书这时候提出这问题。几乎等于公然地把他看成个已经大势已去的老汉了。他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
尽管他对白元此时提出要去“锻炼”不愉快，但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白元突然变得象个十八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想下到县里去。”“想去哪个县？”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
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
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那你下去想干什么工作有考虑吗？”苗凯问一脸羞涩的秘书。
“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个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元毫不害羞地说。
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地向他直截了当要这么重要的职务！
这倒使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要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个人跟上就行了。白元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他也当不成！叫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
他把吃剩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这时候，办事处主任武宏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元起身去小餐厅。
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宏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山西特别老陈醋。武宏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
当天下午，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钟来办事处看他。
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但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走前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箔…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
吴斌和石钟也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情况不好，整天头昏脑涨的。
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探望他的病情，因此不谈工作方面的事。
说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特产呢？比如你们那里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我家都说咱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钟说：“你们两个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拿什么盖楼？”
吴斌开玩笑说：“你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不信你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