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儒玄诸子之学上
第三节 儒玄诸子之学上
世皆称晋、南北朝，为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世，其实不然。是时之言玄学者，率以《易》、《老》并称，（梁时，《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见《颜氏家训·勉学篇》。）即可知其兼通于儒，匪专于道。少后，佛家之说寖盛，儒、道二家，多兼治之，佛家亦多兼通儒、道之学。三家之学，实已渐趋混同。中国向来，宗教、哲学，与人伦日用之轨范，并不分张儒、释、道称为三教，并行不悖，正以其名虽异，其实则无大不同耳。然斯时史籍所载，仍有所谓儒家之学者，与释道鼎足而立，其故何欤？曰：此由儒家之中，自分两派：一派好讲原理，寖与释、道同流，又一派则仍守其汉末以来，支离破碎之旧习耳。先秦诸子，本皆志在经世。汉武以后，儒家独盛，思自效于世者，自无不兼通其说。即儒家，亦或兼采异家以自益。汉昭帝时，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论议，犹各执所见不相中，逮新莽变法，王田而外，兼行五均、六管，则儒、法二家，寖合为一，即其明证。然学士大夫之吾欲云云者，无不与社会组织不相容，说虽不同，其为不可行则一，故新莽变法，卒至败绩。自斯以后，学士大夫，乃觉皇惑无主，不敢复言经世；有言之者，则皆昧于情实，泥于古人之迹，谓践之即足以为治。加以积古相传之迷信，至汉末而大张。新莽既以之图篡，光武亦借以惑民，图谶之说，遂为一世所宗尚。明哲之士，自将褰裳去之。此玄学之所由兴。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自有守旧而不变者，此则当时之所谓儒学也。故核其实，当时之所谓儒学，实只前此儒学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揽其全也。
此派之锢蔽，果何如乎？《隋书·经籍志》引《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成一艺”之说，而訾当世之学者曰：“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仇对。驰骋烦言，以紊彝叙。”此与汉世碎义逃难，徒争胜于口舌间者，又何以异？《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已下，总丱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已后，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周书·儒林传论》云：前世通六艺之士，莫不兼达政术，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经之儒，多暗于时务，故有贫且贱之耻。虽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两汉之朝，重经术而轻律令。其聪明特达者，咸励精于专门。以通贤之质，挟黼藻之美。大则必至公卿，小则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于章句。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胃，穷则终于弊衣箪食。盖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时异也。其言，与颜氏此论相发明。）冠冕为此者，则有何胤、刘、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绦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止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魏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当时经生锢蔽之状，可以想见。盖世自有不知体要，妄矜博洽，实极固陋之人，此时皆归于儒，遂致其术一蹶而不复振耳。《旧唐书·儒林·徐文远传》云：时有大儒沉重，讲于大学，听者常千余人。文远就质问，数日便去。或问曰：“何辞去之速？”答曰：“观其所说，悉是纸上语耳，仆皆已先诵得之。至于奥赜之境，翻似未见。”所知悉是纸上语，此其所以施之世务，无一而可也。不特此也。《隋书·儒林·房晖远传》云：晖远以隋高祖时，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江南、河北之说，晖远果能皆通乎？得毋其所谓通者，亦如张吾贵之于《左氏》邪？（见上节。）《北史·儒林·徐遵明传》云：与刘献之、张吾贵皆河北聚徒教授。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其僻皆如此。献之、吾贵又甚焉。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以此为师，不诚令人气塞乎？即诚通明者，于世事复何所益？南北朝儒家，最为后人所推服者，曰勤于三礼之学，议郊庙典礼，辨丧服精粗，果有益于生民乎？曷怪才智之士，望望然去之也？
试就当时经学之传授观之，亦可见其专固衰敝焉。据《隋书·经籍志》：诗家之学，《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惟《毛诗》、《郑笺》独立。《书》则欧阳、大、小夏侯，并亡于永嘉之乱。杜林所传《古文尚书》，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者独行。又有所谓孔安国《古文尚书》者。云：“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安国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为之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兴方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此即近世累加考证，断言其伪之《伪古文尚书》也。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礼：汉世《礼经》，惟指今之《仪礼》，魏、晋已降乃与《礼记》、《周官》并列，称为三礼。《隋志》云：“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此郑于《礼经》，糅合今古二家也。又云：“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案《周官》本非《礼经》之类。刘歆歆所欲立者为《逸礼》，据《礼记郑注》，《投壶》、《奔丧》，皆同《逸礼》，亦非《周官》之伦。《考工记》与《周官》，又不同物，安可相补？其说之牴牾不仇如此，则知出自河间献王之说，亦系子虚乌有之谈。《隋志》又云：“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刘向考校经籍检得，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百三十一篇，出于河间献王，说亦无据。《汉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盖本今学。《志》又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合《记》百三十一篇，凡百八十五。此外《曲台后苍记》，后苍为二戴之学所自出，其记盖与二戴之书相同。《中庸说》、《明堂阴阳说》皆说。《周官经》、《周官传》，别为一家。《军礼司马法》，乃班氏所入。《封禅议》、《封禅群祀议奏》皆汉时物。惟《古封禅群祀》，亦记之伦。其书凡十九篇，合百八十五得二百有四，与《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者相当。《叙录》又引陈邵《周礼叙》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今《礼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分上下，合为一篇计之则四十六，分为二篇计之则四十九，故《隋志》云小戴之书四十六，陈邵云四十九。四十六加八十五，适百三十一。盖七十子后学所记，大戴取其八十五，小戴取其四十六耳。小戴书本今学，然至马、郑为之，则亦杂糅今古矣。《隋志》云：“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惟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则礼家之学，惟郑氏专行也。《易》：《隋志》云：“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惟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寖微，今殆绝矣。”案高氏之学，亦出费氏，不可云费氏兴而高氏衰。盖出于费氏之高氏衰，而其后起之郑氏，与之代兴，至最后，则又为王弼所夺耳。《春秋》：《隋志》云：“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穀梁》三家并立。《左氏》：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陈元又上书讼之。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惟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寖微，今殆无师说。”盖《左氏》行而《公》、《穀》微，《左氏》之中，杜又代贾、服而起也。《五经》而外，诵习所先，厥惟《孝经》、《论语》已见上节。《孝经》：《隋志》云：“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惟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案郑玄晚主古学，早岁则治今文。《御览》引其《孝经注叙》，谓作于避难南城山时，严铁桥云：玄盖尝避党锢之难，时尚未治古文，故立说与后来不同，其注初不必伪。（据皮鹿门说，见所撰《孝经郑注疏》。）若孔安国传之伪，则不俟论矣。《论语》：《隋志》云：“汉初有齐、鲁之说，其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惟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大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惟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亦汉末今古杂糅之学，与魏、晋后杂有玄谈之说并行者也。《齐书·刘陆澄传论》云：“西京儒士，莫有独擅。东都学术，郑、贾先行。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而王肃依经辨理，与硕相非。爰兴《圣证》，据用《家语》。外戚之尊，多行晋代。”今案《隋志》：肃于《诗》、《书》、《三礼》、《易》、《左氏》、《孝经》、《论语》，皆有注解。又有《孔子家语》二十卷，《隋志》云王肃解，而后人以为肃所私定。《孔丛子》七卷，亦肃所伪为。《圣证论》十二卷，则肃所造以难郑者。盖肃当汉、魏之际，亦为遍注群经之人，其才力实与郑玄相亚。晋世《诗》家或申王难郑，或右郑排王。言《礼》者亦各有左右。《尚书伪孔安国传》，虽不能定为何人，其说与肃同流，则无疑义。《魏书·儒林传》云：“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北齐书·儒林传》云：“经学诸生，多出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遵明于《易》、《书》、《三礼》，皆传郑氏，《春秋》则服氏。其《毛诗》则出魏朝博陵刘献之。王弼之《易》，河南及青、齐之间多讲之，然师训甚寡。孔氏《古文尚书》，武平末，河间刘光伯、信都刘士元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左传》，河外诸生，俱伏膺杜氏。河北有姚文安、秦道静，初学伏氏，后兼讲杜。以上所说，《北史》皆同，而又总括之曰：“江右：《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合诸说而观之，则今文之学，除《公羊》一经外皆亡；魏、晋新起之学，与汉世旧有之学，分庭抗礼，而南偏于新，北偏于旧；至隋世统一之后，则北又入于南也。然不论何派，皆系经生之业，支离破碎，无益世务。较有思理之士，皆折而入于他途矣。《魏书·儒林传》：陈奇，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著《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缙绅所称。奇后为游雅所陷，（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即由雅“赞扶马、郑”而奇非之也。《隋志》云：《诗》惟毛、郑独立。又云：又有《业诗》，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又梁有《礼记》十二卷，业遵注，亡。此等无论其说善否，要为别有所见，或唐世啖助、赵匡之先驱。张雕虎之为人，颇有抱负，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撰《高才不遇传》三篇。皇建、大宁之朝，又频上书，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数十卷书行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
”《隋书·儒林传》：马光，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大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士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去，惟光独存。此等人或亦王通之流，然当时皆不之重也。
儒生兼通道、释之学者，此时实不胜枚举。《晋书·儒林传》：徐苗，尝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卒，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此杨王孙之志也。又《范宣传》：庾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大儒？”宣云：“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袒为高，仆诚大儒，然丘不与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不治其学，而亦知其说，可见其学之盛行矣。《梁书·儒林传》：伏曼容，善《老》、《易》。尝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曼容子暅，幼传父业，能言玄理，见《良吏传》。）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贺玚子革，尝恨禄不及养。在荆州，历为郡县，所得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大史叔明，少善《庄》、《老》。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皇侃，性至孝。尝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陈书·儒林传》：沈德威，每自学还私室，即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全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张讥，笃好玄言。侯景寇逆，围城之中，犹侍哀大子于武德殿讲《老》、《庄》。陈后主在东宫，亦令于温文殿讲《庄》、《老》。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撰《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龚孟舒，善谈名理。陆庆，值梁季丧乱，乃覃心释典，经论靡不该究。筑室屏居，以禅诵为事。由是传经受业者鲜焉。《南史·儒林传》：顾越，微言玄旨，咸尽其精微。特善《庄》、《老》。著《老子义疏》。《魏书·儒林传》：刘献之，注《涅槃经》，未就而卒。孙慧蔚。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号惠蔚法师。卢景裕，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译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北齐书·儒林传》：孙灵晖，为南阳王绰师。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恒为请僧设斋，传经行道。《周书·儒林传》：卢光，好玄言，崇佛道。撰《道德经章句》，行于世。《儒林传》中人如此，可见释、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极专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
世皆称晋、南北朝，为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世，其实不然。是时之言玄学者，率以《易》、《老》并称，（梁时，《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见《颜氏家训·勉学篇》。）即可知其兼通于儒，匪专于道。少后，佛家之说寖盛，儒、道二家，多兼治之，佛家亦多兼通儒、道之学。三家之学，实已渐趋混同。中国向来，宗教、哲学，与人伦日用之轨范，并不分张儒、释、道称为三教，并行不悖，正以其名虽异，其实则无大不同耳。然斯时史籍所载，仍有所谓儒家之学者，与释道鼎足而立，其故何欤？曰：此由儒家之中，自分两派：一派好讲原理，寖与释、道同流，又一派则仍守其汉末以来，支离破碎之旧习耳。先秦诸子，本皆志在经世。汉武以后，儒家独盛，思自效于世者，自无不兼通其说。即儒家，亦或兼采异家以自益。汉昭帝时，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论议，犹各执所见不相中，逮新莽变法，王田而外，兼行五均、六管，则儒、法二家，寖合为一，即其明证。然学士大夫之吾欲云云者，无不与社会组织不相容，说虽不同，其为不可行则一，故新莽变法，卒至败绩。自斯以后，学士大夫，乃觉皇惑无主，不敢复言经世；有言之者，则皆昧于情实，泥于古人之迹，谓践之即足以为治。加以积古相传之迷信，至汉末而大张。新莽既以之图篡，光武亦借以惑民，图谶之说，遂为一世所宗尚。明哲之士，自将褰裳去之。此玄学之所由兴。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自有守旧而不变者，此则当时之所谓儒学也。故核其实，当时之所谓儒学，实只前此儒学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揽其全也。
此派之锢蔽，果何如乎？《隋书·经籍志》引《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成一艺”之说，而訾当世之学者曰：“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仇对。驰骋烦言，以紊彝叙。”此与汉世碎义逃难，徒争胜于口舌间者，又何以异？《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已下，总丱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已后，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周书·儒林传论》云：前世通六艺之士，莫不兼达政术，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经之儒，多暗于时务，故有贫且贱之耻。虽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两汉之朝，重经术而轻律令。其聪明特达者，咸励精于专门。以通贤之质，挟黼藻之美。大则必至公卿，小则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于章句。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胃，穷则终于弊衣箪食。盖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时异也。其言，与颜氏此论相发明。）冠冕为此者，则有何胤、刘、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绦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止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魏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当时经生锢蔽之状，可以想见。盖世自有不知体要，妄矜博洽，实极固陋之人，此时皆归于儒，遂致其术一蹶而不复振耳。《旧唐书·儒林·徐文远传》云：时有大儒沉重，讲于大学，听者常千余人。文远就质问，数日便去。或问曰：“何辞去之速？”答曰：“观其所说，悉是纸上语耳，仆皆已先诵得之。至于奥赜之境，翻似未见。”所知悉是纸上语，此其所以施之世务，无一而可也。不特此也。《隋书·儒林·房晖远传》云：晖远以隋高祖时，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江南、河北之说，晖远果能皆通乎？得毋其所谓通者，亦如张吾贵之于《左氏》邪？（见上节。）《北史·儒林·徐遵明传》云：与刘献之、张吾贵皆河北聚徒教授。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其僻皆如此。献之、吾贵又甚焉。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以此为师，不诚令人气塞乎？即诚通明者，于世事复何所益？南北朝儒家，最为后人所推服者，曰勤于三礼之学，议郊庙典礼，辨丧服精粗，果有益于生民乎？曷怪才智之士，望望然去之也？
试就当时经学之传授观之，亦可见其专固衰敝焉。据《隋书·经籍志》：诗家之学，《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惟《毛诗》、《郑笺》独立。《书》则欧阳、大、小夏侯，并亡于永嘉之乱。杜林所传《古文尚书》，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者独行。又有所谓孔安国《古文尚书》者。云：“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安国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为之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兴方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此即近世累加考证，断言其伪之《伪古文尚书》也。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礼：汉世《礼经》，惟指今之《仪礼》，魏、晋已降乃与《礼记》、《周官》并列，称为三礼。《隋志》云：“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此郑于《礼经》，糅合今古二家也。又云：“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案《周官》本非《礼经》之类。刘歆歆所欲立者为《逸礼》，据《礼记郑注》，《投壶》、《奔丧》，皆同《逸礼》，亦非《周官》之伦。《考工记》与《周官》，又不同物，安可相补？其说之牴牾不仇如此，则知出自河间献王之说，亦系子虚乌有之谈。《隋志》又云：“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刘向考校经籍检得，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百三十一篇，出于河间献王，说亦无据。《汉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盖本今学。《志》又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合《记》百三十一篇，凡百八十五。此外《曲台后苍记》，后苍为二戴之学所自出，其记盖与二戴之书相同。《中庸说》、《明堂阴阳说》皆说。《周官经》、《周官传》，别为一家。《军礼司马法》，乃班氏所入。《封禅议》、《封禅群祀议奏》皆汉时物。惟《古封禅群祀》，亦记之伦。其书凡十九篇，合百八十五得二百有四，与《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者相当。《叙录》又引陈邵《周礼叙》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今《礼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分上下，合为一篇计之则四十六，分为二篇计之则四十九，故《隋志》云小戴之书四十六，陈邵云四十九。四十六加八十五，适百三十一。盖七十子后学所记，大戴取其八十五，小戴取其四十六耳。小戴书本今学，然至马、郑为之，则亦杂糅今古矣。《隋志》云：“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惟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则礼家之学，惟郑氏专行也。《易》：《隋志》云：“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惟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寖微，今殆绝矣。”案高氏之学，亦出费氏，不可云费氏兴而高氏衰。盖出于费氏之高氏衰，而其后起之郑氏，与之代兴，至最后，则又为王弼所夺耳。《春秋》：《隋志》云：“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穀梁》三家并立。《左氏》：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陈元又上书讼之。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惟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寖微，今殆无师说。”盖《左氏》行而《公》、《穀》微，《左氏》之中，杜又代贾、服而起也。《五经》而外，诵习所先，厥惟《孝经》、《论语》已见上节。《孝经》：《隋志》云：“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惟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案郑玄晚主古学，早岁则治今文。《御览》引其《孝经注叙》，谓作于避难南城山时，严铁桥云：玄盖尝避党锢之难，时尚未治古文，故立说与后来不同，其注初不必伪。（据皮鹿门说，见所撰《孝经郑注疏》。）若孔安国传之伪，则不俟论矣。《论语》：《隋志》云：“汉初有齐、鲁之说，其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惟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大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惟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亦汉末今古杂糅之学，与魏、晋后杂有玄谈之说并行者也。《齐书·刘陆澄传论》云：“西京儒士，莫有独擅。东都学术，郑、贾先行。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而王肃依经辨理，与硕相非。爰兴《圣证》，据用《家语》。外戚之尊，多行晋代。”今案《隋志》：肃于《诗》、《书》、《三礼》、《易》、《左氏》、《孝经》、《论语》，皆有注解。又有《孔子家语》二十卷，《隋志》云王肃解，而后人以为肃所私定。《孔丛子》七卷，亦肃所伪为。《圣证论》十二卷，则肃所造以难郑者。盖肃当汉、魏之际，亦为遍注群经之人，其才力实与郑玄相亚。晋世《诗》家或申王难郑，或右郑排王。言《礼》者亦各有左右。《尚书伪孔安国传》，虽不能定为何人，其说与肃同流，则无疑义。《魏书·儒林传》云：“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北齐书·儒林传》云：“经学诸生，多出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遵明于《易》、《书》、《三礼》，皆传郑氏，《春秋》则服氏。其《毛诗》则出魏朝博陵刘献之。王弼之《易》，河南及青、齐之间多讲之，然师训甚寡。孔氏《古文尚书》，武平末，河间刘光伯、信都刘士元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左传》，河外诸生，俱伏膺杜氏。河北有姚文安、秦道静，初学伏氏，后兼讲杜。以上所说，《北史》皆同，而又总括之曰：“江右：《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合诸说而观之，则今文之学，除《公羊》一经外皆亡；魏、晋新起之学，与汉世旧有之学，分庭抗礼，而南偏于新，北偏于旧；至隋世统一之后，则北又入于南也。然不论何派，皆系经生之业，支离破碎，无益世务。较有思理之士，皆折而入于他途矣。《魏书·儒林传》：陈奇，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著《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缙绅所称。奇后为游雅所陷，（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即由雅“赞扶马、郑”而奇非之也。《隋志》云：《诗》惟毛、郑独立。又云：又有《业诗》，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又梁有《礼记》十二卷，业遵注，亡。此等无论其说善否，要为别有所见，或唐世啖助、赵匡之先驱。张雕虎之为人，颇有抱负，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撰《高才不遇传》三篇。皇建、大宁之朝，又频上书，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数十卷书行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
”《隋书·儒林传》：马光，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大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士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去，惟光独存。此等人或亦王通之流，然当时皆不之重也。
儒生兼通道、释之学者，此时实不胜枚举。《晋书·儒林传》：徐苗，尝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卒，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此杨王孙之志也。又《范宣传》：庾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大儒？”宣云：“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袒为高，仆诚大儒，然丘不与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不治其学，而亦知其说，可见其学之盛行矣。《梁书·儒林传》：伏曼容，善《老》、《易》。尝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曼容子暅，幼传父业，能言玄理，见《良吏传》。）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贺玚子革，尝恨禄不及养。在荆州，历为郡县，所得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大史叔明，少善《庄》、《老》。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皇侃，性至孝。尝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陈书·儒林传》：沈德威，每自学还私室，即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全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张讥，笃好玄言。侯景寇逆，围城之中，犹侍哀大子于武德殿讲《老》、《庄》。陈后主在东宫，亦令于温文殿讲《庄》、《老》。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撰《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龚孟舒，善谈名理。陆庆，值梁季丧乱，乃覃心释典，经论靡不该究。筑室屏居，以禅诵为事。由是传经受业者鲜焉。《南史·儒林传》：顾越，微言玄旨，咸尽其精微。特善《庄》、《老》。著《老子义疏》。《魏书·儒林传》：刘献之，注《涅槃经》，未就而卒。孙慧蔚。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号惠蔚法师。卢景裕，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译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北齐书·儒林传》：孙灵晖，为南阳王绰师。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恒为请僧设斋，传经行道。《周书·儒林传》：卢光，好玄言，崇佛道。撰《道德经章句》，行于世。《儒林传》中人如此，可见释、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极专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