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７５８章：赋税新政（中）
未成年的儿童，在本朝称为“小男”、“小女”，他们的人口税叫作“口钱”，这便是口赋。口钱从三岁起征，直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武帝之时增加三钱，成为二十三钱。元帝之时又改为从七岁起征口钱，到二十岁才开始征收“算赋”。口赋对贫苦农民是一个不轻的负担，在衣食难乎为继的困境下，甚至出现“生子辄杀”的惨剧。
本朝的三大租税之中，田租是实物税，算赋是成年人丁的人头税，口赋是未成年人丁的人头税，算赋和口赋都是货币税，是要用钱缴纳的。这三种税的征收唤作算缗，开始并无固定时间，正月到八月都可以征收，每月征收次数不等，一次、两次以至于多次都有。但是每年的税额是固定的，每次算缗只是征收很小的一部分，直到年税征完为止。后来官吏和百姓都觉得麻烦，便逐渐开始集中，最终改为八月征收，号为“八月算缗”，如此遂为定制。
田租、算赋和口赋，是归国家所有的，天子的私财则不在其中，另有其他赋税。
本朝负责税收的机构有两个。汉承秦制，管理国家财政的叫“治粟内史”，后来称作“大农令”或“大司农”，简称“大农”，收来的田租、算赋口赋都由它掌管。替皇帝管理私人财政的机构叫“少府”，武帝时又增设“水衡都尉”，同是皇帝私人的大管家。国家和皇帝的收入、支出是严格分开的，二者是不能混淆、挪用的。那么，皇帝的钱不够用怎么办呢？
很简单，那就要想办法儿找新的生财之道。本朝皇室的用度，主要取自“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所入”，或称“工、商、虞、衡之入”。这些收入，原则上由少府管领，供皇室享用。这里所说的山、川、圆、池的出产，指的是皇家所有的公共土地上的出产。
早在西周厉王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所入”，便由即由农村公社和各级领主的公产，逐渐变成了王室的私产，史书上所记载的“厉王专利”，就是指这件事。周代的“山虞”、“林衡”就是主管山、林、园、池的官吏。这些皇室私产便成为天子的私财。
本朝的少府，规模庞大，位高权重，远非周代的“山虞”、“林衡”所能比拟。少府之下，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戈、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盐，又中书谒者、黄门、钧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少府丞,秩俸比一千石,辅佐少府卿治事，是少府的主要助手。
少府主管的是天子的私财，负责收取下列各项税收：
一.盐、铁税。
盐、铁是小民百姓生活的必需品，量多税高，收入自然不少。正因为它重要，所以汉昭帝时，才就盐铁官营还是私营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大辩论。
二海租，又称渔税。
鱼虾产自江河湖海，为小民百姓的重要食物，税收定然可观。春秋齐桓公因鱼盐之利而霸，汉代的吴王刘濞挟鱼盐铜山之利而反，可见海租的重要。
三.假税。
天子的园囿池苑，佃给人民耕作或采捕，佃者需交纳一定的租税。
四.市租。
即商品交易税。
五.工税。
设立工官，除主管官手工业外，还管理私人手工业，并征收其租税。
除这些赋税收入外，水衡都尉还可以铸钱，少府掌管的庞大的官手工业，都给皇室的仓库增添了大量收入。西汉时，少府岁入八十三万万(钱)，而“大农”所得百姓赋税的收入，一年才四十多万万(钱)。皇室收入竟比国家收入多出近一倍，可谓生财有道。
这种赋税制度看起来颇令人惊讶，可是仔细探究，是有极深的用意的。本朝立国之初，高帝大封诸侯，光王爵便封了十八个，列侯和关内侯更是史无前例地封了四十三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和楚霸王大战之时，高帝为了自保，不得不开出大价钱，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一起和楚霸王作战。得天下之后，不得不大封诸侯，以庸酬其功，实非高帝本意。
异姓王有八个:张敖为赵王,英布为淮南王，臧荼为燕王，韩信封为楚王、彭越封为梁王，韩襄王的后代封为韩王，把英布的岳父吴芮封为长沙王，还有一个是卢绾,也是燕王。同姓王九个:庶长子刘肥（封齐王）、二子刘盈（即孝惠帝）、三子刘如意（封赵王）、四子刘恒（封代王即文帝）、五子刘恢（封梁王）、六子刘友（封淮阳王）、七子刘长（封淮南王）、八子刘建（封燕王）。正因为异姓王和侯爵太多，才不得不大封同姓王以为制衡，非高帝愿意如此，非如此，则功臣不得安，功臣不得安，则天下不得安。这便是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实质。
其时，天下的州郡，高帝直接掌握的只有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都在同姓王、异姓王和功臣手中。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将更多的赋税掌握在天子的手中，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做法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靠着少府所提供的巨大收入，高帝才一一剪灭了七个异姓王。
高帝之后，历代天子一直将少府所出的私财紧紧地抓在手中，但是初衷早已变了，从稳固国本变成了自己享乐。少府所出，要供养皇室成员，还要用于紧急情况，譬如军费、救灾、举办某些大型活动，特殊的赏赐??????等等。先帝便曾出内帑赏赐吕布和并州军。
本朝还有一种税收被称作“献费”，或称“献”。所谓的“献费”，指的是天子祭祀宗庙时，向人民勒索的祭礼，每人六十兰钱，王国、侯国和诸郡人民，均须交纳。王侯国的献费，由诸侯王征收， “常以十月朝献”。究其实际，献费，其实是一种临时性的附加税。
此外，还有酒税、临时征收的工商资产税(即“算缗”)，这些都是临时的附加税。
最后，便是 “徭役”。所谓的“徭役”，既不是实物税，也不是货币税，而是和兵役一样，是一种力役。《汉律》规定：成年男子均得用一定时间为国家服兵役和力役，丞相的儿子也不能例外，从二十三岁(有时十七岁，有时二十岁)到五十六岁是服役年龄。
虽然律有明文，但是执行起来往往要比《汉律》所载的要重一些，有人年过六十还要服役。服役的人叫做“更卒”、“正卒”。服一般力役的叫“更卒”，每年都要服役一个月；服兵役的叫“正卒”，其中又分为两种，一是到所在郡国受训，充当郡兵一年，二是到京师或边疆地区充当“戎卒”一年，这意味着每个成年男子一生要服两年兵役，但实际往往超过。
汉乐府诗中，有“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诗句，所描述的便是兵役的沉重。本人亲自服役，叫“践更”，也允许出钱雇人代役，称为“过更”，这代役钱就是“更赋”。既能以钱代役，官绅豪商自可免除徭役之苦，但“更赋”很重，每月要出三百钱，一年就是三千六百钱，所以“践更”的多是贫苦农民。世家大族有钱，可以出钱“过更”，小民百姓们无钱，只得收了“过更”的钱，代替世家大族的子弟前往边关郡国，代替他们去服徭役。
本朝的“更赋”非常严格，连病人和身材矮小不适宜服役的侏儒也要交纳。《汉律》还规定：“入粟”，即交纳粮食给国家，到规定数量后，交纳者可以免役，称作“复”，同时还可以得到爵位。“更赋”和“入粟”的收入，也是本朝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以上所说的，便是本朝赋税的情况。大体而言，大司农掌管的是国家财政，最重要的便是田租、算赋、口赋、更赋和入粟的收入这五种。少府掌管的是天子的私财，有六种常税和献费、算缗两种特别税。由此可见，大司农赵岐和少府荀攸在朝廷上地位的重要。
作为清流派和拥汉派的代表，赵岐和荀攸受到大司马如此重要，心中感奋异常，做起事儿来便格外用心，格外兢兢业业。不到两年时间，便把国家财政和天子私财上上下下梳理地清楚明白，去除了很多积弊，革掉了许多陋规，洛阳朝廷的财政状况立刻变得极好了。
正因为赵岐和荀攸身在局中，十分清楚本朝财政的问题所在，那便是赋税不均，世家大族们用尽种种手段，将税赋转移到小民百姓身上。随着吕家军所控制的地盘儿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还有，便是去除各种陋规和世家大族的逃税问题。
所以，吕布一提出赋税新政，赵岐和荀攸便全力拥护，没想到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
本朝的三大租税之中，田租是实物税，算赋是成年人丁的人头税，口赋是未成年人丁的人头税，算赋和口赋都是货币税，是要用钱缴纳的。这三种税的征收唤作算缗，开始并无固定时间，正月到八月都可以征收，每月征收次数不等，一次、两次以至于多次都有。但是每年的税额是固定的，每次算缗只是征收很小的一部分，直到年税征完为止。后来官吏和百姓都觉得麻烦，便逐渐开始集中，最终改为八月征收，号为“八月算缗”，如此遂为定制。
田租、算赋和口赋，是归国家所有的，天子的私财则不在其中，另有其他赋税。
本朝负责税收的机构有两个。汉承秦制，管理国家财政的叫“治粟内史”，后来称作“大农令”或“大司农”，简称“大农”，收来的田租、算赋口赋都由它掌管。替皇帝管理私人财政的机构叫“少府”，武帝时又增设“水衡都尉”，同是皇帝私人的大管家。国家和皇帝的收入、支出是严格分开的，二者是不能混淆、挪用的。那么，皇帝的钱不够用怎么办呢？
很简单，那就要想办法儿找新的生财之道。本朝皇室的用度，主要取自“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所入”，或称“工、商、虞、衡之入”。这些收入，原则上由少府管领，供皇室享用。这里所说的山、川、圆、池的出产，指的是皇家所有的公共土地上的出产。
早在西周厉王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所入”，便由即由农村公社和各级领主的公产，逐渐变成了王室的私产，史书上所记载的“厉王专利”，就是指这件事。周代的“山虞”、“林衡”就是主管山、林、园、池的官吏。这些皇室私产便成为天子的私财。
本朝的少府，规模庞大，位高权重，远非周代的“山虞”、“林衡”所能比拟。少府之下，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戈、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盐，又中书谒者、黄门、钧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少府丞,秩俸比一千石,辅佐少府卿治事，是少府的主要助手。
少府主管的是天子的私财，负责收取下列各项税收：
一.盐、铁税。
盐、铁是小民百姓生活的必需品，量多税高，收入自然不少。正因为它重要，所以汉昭帝时，才就盐铁官营还是私营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大辩论。
二海租，又称渔税。
鱼虾产自江河湖海，为小民百姓的重要食物，税收定然可观。春秋齐桓公因鱼盐之利而霸，汉代的吴王刘濞挟鱼盐铜山之利而反，可见海租的重要。
三.假税。
天子的园囿池苑，佃给人民耕作或采捕，佃者需交纳一定的租税。
四.市租。
即商品交易税。
五.工税。
设立工官，除主管官手工业外，还管理私人手工业，并征收其租税。
除这些赋税收入外，水衡都尉还可以铸钱，少府掌管的庞大的官手工业，都给皇室的仓库增添了大量收入。西汉时，少府岁入八十三万万(钱)，而“大农”所得百姓赋税的收入，一年才四十多万万(钱)。皇室收入竟比国家收入多出近一倍，可谓生财有道。
这种赋税制度看起来颇令人惊讶，可是仔细探究，是有极深的用意的。本朝立国之初，高帝大封诸侯，光王爵便封了十八个，列侯和关内侯更是史无前例地封了四十三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和楚霸王大战之时，高帝为了自保，不得不开出大价钱，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一起和楚霸王作战。得天下之后，不得不大封诸侯，以庸酬其功，实非高帝本意。
异姓王有八个:张敖为赵王,英布为淮南王，臧荼为燕王，韩信封为楚王、彭越封为梁王，韩襄王的后代封为韩王，把英布的岳父吴芮封为长沙王，还有一个是卢绾,也是燕王。同姓王九个:庶长子刘肥（封齐王）、二子刘盈（即孝惠帝）、三子刘如意（封赵王）、四子刘恒（封代王即文帝）、五子刘恢（封梁王）、六子刘友（封淮阳王）、七子刘长（封淮南王）、八子刘建（封燕王）。正因为异姓王和侯爵太多，才不得不大封同姓王以为制衡，非高帝愿意如此，非如此，则功臣不得安，功臣不得安，则天下不得安。这便是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实质。
其时，天下的州郡，高帝直接掌握的只有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都在同姓王、异姓王和功臣手中。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将更多的赋税掌握在天子的手中，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做法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靠着少府所提供的巨大收入，高帝才一一剪灭了七个异姓王。
高帝之后，历代天子一直将少府所出的私财紧紧地抓在手中，但是初衷早已变了，从稳固国本变成了自己享乐。少府所出，要供养皇室成员，还要用于紧急情况，譬如军费、救灾、举办某些大型活动，特殊的赏赐??????等等。先帝便曾出内帑赏赐吕布和并州军。
本朝还有一种税收被称作“献费”，或称“献”。所谓的“献费”，指的是天子祭祀宗庙时，向人民勒索的祭礼，每人六十兰钱，王国、侯国和诸郡人民，均须交纳。王侯国的献费，由诸侯王征收， “常以十月朝献”。究其实际，献费，其实是一种临时性的附加税。
此外，还有酒税、临时征收的工商资产税(即“算缗”)，这些都是临时的附加税。
最后，便是 “徭役”。所谓的“徭役”，既不是实物税，也不是货币税，而是和兵役一样，是一种力役。《汉律》规定：成年男子均得用一定时间为国家服兵役和力役，丞相的儿子也不能例外，从二十三岁(有时十七岁，有时二十岁)到五十六岁是服役年龄。
虽然律有明文，但是执行起来往往要比《汉律》所载的要重一些，有人年过六十还要服役。服役的人叫做“更卒”、“正卒”。服一般力役的叫“更卒”，每年都要服役一个月；服兵役的叫“正卒”，其中又分为两种，一是到所在郡国受训，充当郡兵一年，二是到京师或边疆地区充当“戎卒”一年，这意味着每个成年男子一生要服两年兵役，但实际往往超过。
汉乐府诗中，有“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诗句，所描述的便是兵役的沉重。本人亲自服役，叫“践更”，也允许出钱雇人代役，称为“过更”，这代役钱就是“更赋”。既能以钱代役，官绅豪商自可免除徭役之苦，但“更赋”很重，每月要出三百钱，一年就是三千六百钱，所以“践更”的多是贫苦农民。世家大族有钱，可以出钱“过更”，小民百姓们无钱，只得收了“过更”的钱，代替世家大族的子弟前往边关郡国，代替他们去服徭役。
本朝的“更赋”非常严格，连病人和身材矮小不适宜服役的侏儒也要交纳。《汉律》还规定：“入粟”，即交纳粮食给国家，到规定数量后，交纳者可以免役，称作“复”，同时还可以得到爵位。“更赋”和“入粟”的收入，也是本朝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以上所说的，便是本朝赋税的情况。大体而言，大司农掌管的是国家财政，最重要的便是田租、算赋、口赋、更赋和入粟的收入这五种。少府掌管的是天子的私财，有六种常税和献费、算缗两种特别税。由此可见，大司农赵岐和少府荀攸在朝廷上地位的重要。
作为清流派和拥汉派的代表，赵岐和荀攸受到大司马如此重要，心中感奋异常，做起事儿来便格外用心，格外兢兢业业。不到两年时间，便把国家财政和天子私财上上下下梳理地清楚明白，去除了很多积弊，革掉了许多陋规，洛阳朝廷的财政状况立刻变得极好了。
正因为赵岐和荀攸身在局中，十分清楚本朝财政的问题所在，那便是赋税不均，世家大族们用尽种种手段，将税赋转移到小民百姓身上。随着吕家军所控制的地盘儿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还有，便是去除各种陋规和世家大族的逃税问题。
所以，吕布一提出赋税新政，赵岐和荀攸便全力拥护，没想到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