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八十五章 受困的满清“皇帝”
一切都要听板垣大佐的!
这是日本人对溥仪的唯一一个回答!
溥仪不耐烦了:“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的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愤愤地走到一边去了。
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溥仪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溥仪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贤二和熙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自己来主持大计了吗?
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溥仪提出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溥仪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佟济煦,问他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的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
溥仪又问商衍瀛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
这时溥仪不知道,日本人现在正忙着。
在庙街问题上,国际形势日本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解决这一问题,意见也不统一。不过溥仪已经感觉日本人对自己,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
这样,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溥仪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溥仪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东北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也都很方便。溥仪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溥仪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溥仪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
上角和甘粕对溥仪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溥仪到东北去的。
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
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日本人目前是这里的主人,皇上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溥仪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溥仪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溥仪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溥仪,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溥仪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溥仪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溥仪!
这样就形成了对溥仪的封锁,使溥仪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
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溥仪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溥仪和郑孝胥与日本日本人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
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溥仪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溥仪,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这些事实内幕,溥仪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溥仪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自己和别人隔开,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溥仪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
溥仪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溥仪,命陈曾寿送自己的两位太后来来。这三个人听说溥仪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日本人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
两位“太后”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溥仪出了什么问题,她们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溥仪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
过了大概一个月,日本人把溥仪迁到善耆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两位“太后”和后来赶到的溥仪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溥仪住的地方来。
溥仪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到自己身边来,但郑孝胥说日本人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皇上。
溥仪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溥仪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皇上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溥仪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溥仪。
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溥仪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溥仪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溥仪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溥仪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溥仪。
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条陈”给溥仪,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
胡嗣瑗曾劝溥仪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胡大军机。陈曾寿对溥仪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溥仪,总之一句话,溥仪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
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还是经溥仪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
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溥仪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
溥仪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
郑孝胥这时已成了日本人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日本人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
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溥仪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
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溥仪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
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溥仪也遇过拦阻。只是在溥仪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溥仪,给溥仪祝寿!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儿。
当过溥仪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溥仪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
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时的封锁,是他的头一“招”。
他自恃有首倡“迎立”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溥仪垄断在手,用溥仪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以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这是日本人对溥仪的唯一一个回答!
溥仪不耐烦了:“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的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愤愤地走到一边去了。
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溥仪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溥仪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贤二和熙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自己来主持大计了吗?
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溥仪提出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溥仪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佟济煦,问他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的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
溥仪又问商衍瀛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
这时溥仪不知道,日本人现在正忙着。
在庙街问题上,国际形势日本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解决这一问题,意见也不统一。不过溥仪已经感觉日本人对自己,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
这样,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溥仪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溥仪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东北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也都很方便。溥仪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溥仪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溥仪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
上角和甘粕对溥仪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溥仪到东北去的。
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
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日本人目前是这里的主人,皇上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溥仪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溥仪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溥仪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溥仪,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溥仪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溥仪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溥仪!
这样就形成了对溥仪的封锁,使溥仪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
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溥仪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溥仪和郑孝胥与日本日本人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
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溥仪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溥仪,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这些事实内幕,溥仪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溥仪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自己和别人隔开,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溥仪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
溥仪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溥仪,命陈曾寿送自己的两位太后来来。这三个人听说溥仪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日本人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
两位“太后”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溥仪出了什么问题,她们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溥仪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
过了大概一个月,日本人把溥仪迁到善耆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两位“太后”和后来赶到的溥仪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溥仪住的地方来。
溥仪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到自己身边来,但郑孝胥说日本人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皇上。
溥仪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溥仪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皇上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溥仪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溥仪。
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溥仪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溥仪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溥仪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溥仪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溥仪。
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条陈”给溥仪,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
胡嗣瑗曾劝溥仪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胡大军机。陈曾寿对溥仪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溥仪,总之一句话,溥仪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
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还是经溥仪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
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溥仪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
溥仪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
郑孝胥这时已成了日本人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日本人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
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溥仪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
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溥仪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
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溥仪也遇过拦阻。只是在溥仪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溥仪,给溥仪祝寿!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儿。
当过溥仪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溥仪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
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时的封锁,是他的头一“招”。
他自恃有首倡“迎立”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溥仪垄断在手,用溥仪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以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