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九十九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克敦斯诺亚尔斯克大会战进入到了歼灭性的阶段！
而似乎从来都不去过分关心俄国前线的中华民国大总统王恒岳，则于11月开始对全国进行巡视。
他所关心的不是战争进行到了哪一步，自己的军队是不是能够取得胜利，而是全国的建设有没有在政府的指导之下顺利进行。
他到访的第一站，依旧选择了上海。
这里是金融要地，同时也是王恒岳非常重视的一个城市。
他的这次出访，并没有通知各地官员，而是悄悄的来到了上海。那些为了迎接大总统到来而做出来的面子，王恒岳根本就不相信，他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
......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总经理陈光甫看着窗外，心中有些感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能有今天的局面，当真是不太容易。
当初为了开办这家银行，自己当真是耗尽了心血。
“二次革命”之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张勋上任后，立刻责成当时担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
按此命令，陈光甫感到可笑。为储户保密，这是银行业的起码规矩。张勋这么做，简直是绿林大盗般的蛮横行为。他深知张手中不仅掌握着权柄，还握有刀柄。然而，屈服于淫威，岂不是对不起存户吗？
思前想后，陈光甫决定挺直腰杆，他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并将此举提交银行董事会讨论，获得赞同。随后他提出辞呈。
陈光甫的回应，令张勋大吃一惊：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胆敢抗命不遵，真是自找死路。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这场风波的真相，很快被上海《大陆报》披露于报端。人们对陈光甫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抱打不平。
离开江苏银行后，陈光甫陷入深思，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回国后的种种遭遇，让他意识到政局动荡，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脆弱。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两位封疆大吏：端方和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可见政治是危险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实业迎来了发展良机。机不可失，陈光甫决心抓紧创建一家自己能掌控的银行。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敖和李铭。张嘉敖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时任浙江银行稽核。他们都是海归，三人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
一开始，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他们并不赞同。二人认为，开银行，必须要筹措大量资金，而这谈何容易！但陈光甫却不这样想。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
当时，市面上的银行，无论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政府与外国商人的大宗生意上的外资银行，还是把眼睛盯在达官贵人身上的国内银行，它们对于小商人与普通老百姓都不屑一顾。所谓金融事业事实上成了“大人物”的专利。
而普通老百姓在银行的高楼大厦面前也是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这样，在大银行与小百姓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这片隙地。
他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可以通过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额存款来逐步累积资本。只要真正提供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
集腋成裘，蚂蚁雄兵。
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精辟分析，让二位挚友深深佩服，马上就帮助他着手筹备。
钱少也是钱，而陈光甫一点资本都没有。经李铭介绍，他说服一个叫庄得之的买办，拿出七万银元，作为建行资本。庄得之出资最多，担当董事长，而陈光甫在庄的帮助下才勉强凑够了五千银元资本，出任总经理。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宁波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开张了，资本不足十万元，职工只有七八个人。
开业那天，陈光甫既没办酒席，也没有请钱业董事，唯恐被同行耻笑，一家小小银行就这样静悄悄地诞生了。
在强手如林的上海滩，一家知名度很低的小银行，怎样才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呢？
“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陈光甫响亮地回答，从而打破了银行业以往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
开业初，陈光甫到底下一家银行视察，问一个经理道：“我们服务顾客时怎样做到更好？”
这个经理立即答道：“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不管他是一千、一百还是一块钱，我们都热情接待，这样才使我们的服务能够到位。”
这个经理觉得自己答得不错，不料陈光甫却说道：“你只回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只要他来到你银行里面，你就要热情接待，你就要为他服务好。”
本着服务社会这一理念，陈光甫决定上海银行一元起存，方便顾客特别是普罗大众。一元起存，就是一元钱就可以开户，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个破天荒般的创举。
在陈光甫之前，多数银行是不重视储蓄的，但陈光甫却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白，不仅逐步发展储蓄业务，而且以“储蓄”二字为银行冠名。陈光甫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当时的许多人嘲笑。
开业不久的上海银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这个中年人拿着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得意洋洋地要开一百个一元的账户。银行的职员热情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写下一百个户头。拿着存折，中年人心悦诚服地满意而归。
这场恶作剧传出去后，反而让不少人很受感动，记住了这家石库门里的“小小银行”。这家小小银行，不仅受到很多老百姓喜欢，也受到一些大人物的关注。
夜风徐徐，人声静寂，星光之下的上海滩，看起来是如此的恬静。
站在窗前的陈光甫，心情却正好相反。他心潮起伏，脑子里反复盘旋着白天遇到的一位外国银行家的断言：“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甫的心，使他不由想起汉口报关行英国职员傲慢的神态，国际博览会上洋人们藐视的目光，素日与洋行打交道时遭到的冷遇......
面对这些刺激，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办个银行给他们看看！
这是1920年的11月，上海银行已经创业五年。
外资银行卷土重来，开始打压中国本土金融机构。当面讥刺陈光甫的，就是一家英资老牌银行的大班。
这位老外的话虽难听，但却离事实真相不远。不要说那些官办银行，就是上海银行这样的新兴金融机构，毛病也很多。
五年来，一元起存解决了上海银行资本来源问题，但如何持续有效放贷却成为一个难题。毕竟，钱只有放出去才能盈利呀！市场风险莫测，一不小心，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陈光甫首先想到的是山西票号的教训。
民国初期，曾经叱咤风云的山西票号纷纷倒闭。为什么拥有多种优势的票号，生命力居然如此脆弱，满清一亡即分崩离析？根本原因就是它们过于奉行上层路线，对官僚的依靠就像吸毒一般日益上瘾！
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另辟蹊径。陈光甫将目光瞄准正在蓬勃兴起的民间企业。这样的经营策略，可能会让当年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是呀，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大企业。然而，要想“抵制国际经济侵略”，除了“辅助工商实业”，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上海银行虽然小，但陈光甫却决心与民族企业家并肩成长。于是，在上海银行的股东名单里，陆续出现了诸多工商界巨子的名字：商务印书馆大股东夏仲芳，中国近代实业家徐静仁，糖业大王黄静泉......还有张謇和荣氏兄弟。
民间企业虽然充满朝气，但死亡率也不低。
为降低放贷风险，陈光甫提倡对事不对人，重视对物信用，这就比钱庄要高明。
不管个人信用和情面，只看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实力，你这个企业是不是经营规范。陈光甫要求对所有放款对象进行诚信和财产调查，摸清他们的家底，为放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女婿奚东曙，在天津经营商号，平时出手阔绰，许多银行都想巴结这位财神爷，纷纷贷款给他。
陈光甫却通过调查获知，此人暗中从事投机倒把生意，随时可能破产。
于是陈光甫严令对其加以防范。不久，奚东曙携款逃亡，许多银行因巨额坏账损失惨重，而上海银行却毫发无损。
正在那里想着外面传来了管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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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似乎从来都不去过分关心俄国前线的中华民国大总统王恒岳，则于11月开始对全国进行巡视。
他所关心的不是战争进行到了哪一步，自己的军队是不是能够取得胜利，而是全国的建设有没有在政府的指导之下顺利进行。
他到访的第一站，依旧选择了上海。
这里是金融要地，同时也是王恒岳非常重视的一个城市。
他的这次出访，并没有通知各地官员，而是悄悄的来到了上海。那些为了迎接大总统到来而做出来的面子，王恒岳根本就不相信，他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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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总经理陈光甫看着窗外，心中有些感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能有今天的局面，当真是不太容易。
当初为了开办这家银行，自己当真是耗尽了心血。
“二次革命”之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张勋上任后，立刻责成当时担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
按此命令，陈光甫感到可笑。为储户保密，这是银行业的起码规矩。张勋这么做，简直是绿林大盗般的蛮横行为。他深知张手中不仅掌握着权柄，还握有刀柄。然而，屈服于淫威，岂不是对不起存户吗？
思前想后，陈光甫决定挺直腰杆，他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并将此举提交银行董事会讨论，获得赞同。随后他提出辞呈。
陈光甫的回应，令张勋大吃一惊：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胆敢抗命不遵，真是自找死路。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这场风波的真相，很快被上海《大陆报》披露于报端。人们对陈光甫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抱打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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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实业迎来了发展良机。机不可失，陈光甫决心抓紧创建一家自己能掌控的银行。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敖和李铭。张嘉敖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时任浙江银行稽核。他们都是海归，三人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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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市面上的银行，无论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政府与外国商人的大宗生意上的外资银行，还是把眼睛盯在达官贵人身上的国内银行，它们对于小商人与普通老百姓都不屑一顾。所谓金融事业事实上成了“大人物”的专利。
而普通老百姓在银行的高楼大厦面前也是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这样，在大银行与小百姓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这片隙地。
他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可以通过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额存款来逐步累积资本。只要真正提供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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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宁波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开张了，资本不足十万元，职工只有七八个人。
开业那天，陈光甫既没办酒席，也没有请钱业董事，唯恐被同行耻笑，一家小小银行就这样静悄悄地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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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风徐徐，人声静寂，星光之下的上海滩，看起来是如此的恬静。
站在窗前的陈光甫，心情却正好相反。他心潮起伏，脑子里反复盘旋着白天遇到的一位外国银行家的断言：“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甫的心，使他不由想起汉口报关行英国职员傲慢的神态，国际博览会上洋人们藐视的目光，素日与洋行打交道时遭到的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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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一元起存解决了上海银行资本来源问题，但如何持续有效放贷却成为一个难题。毕竟，钱只有放出去才能盈利呀！市场风险莫测，一不小心，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陈光甫首先想到的是山西票号的教训。
民国初期，曾经叱咤风云的山西票号纷纷倒闭。为什么拥有多种优势的票号，生命力居然如此脆弱，满清一亡即分崩离析？根本原因就是它们过于奉行上层路线，对官僚的依靠就像吸毒一般日益上瘾！
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另辟蹊径。陈光甫将目光瞄准正在蓬勃兴起的民间企业。这样的经营策略，可能会让当年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是呀，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大企业。然而，要想“抵制国际经济侵略”，除了“辅助工商实业”，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上海银行虽然小，但陈光甫却决心与民族企业家并肩成长。于是，在上海银行的股东名单里，陆续出现了诸多工商界巨子的名字：商务印书馆大股东夏仲芳，中国近代实业家徐静仁，糖业大王黄静泉......还有张謇和荣氏兄弟。
民间企业虽然充满朝气，但死亡率也不低。
为降低放贷风险，陈光甫提倡对事不对人，重视对物信用，这就比钱庄要高明。
不管个人信用和情面，只看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实力，你这个企业是不是经营规范。陈光甫要求对所有放款对象进行诚信和财产调查，摸清他们的家底，为放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女婿奚东曙，在天津经营商号，平时出手阔绰，许多银行都想巴结这位财神爷，纷纷贷款给他。
陈光甫却通过调查获知，此人暗中从事投机倒把生意，随时可能破产。
于是陈光甫严令对其加以防范。不久，奚东曙携款逃亡，许多银行因巨额坏账损失惨重，而上海银行却毫发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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