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大农兴盛
伴随着“大农”经营的兴盛，经营地主和富农都使用—定数量的雇工，雇工阶层也随之壮大。“大农”经营的兴盛带来了庞大的雇农群，雇工阶层迅速壮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极都出现了。在秦时竹看来，两极对立并不可怕，只要协调好照样可以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首先是要把蛋糕做大，其次才是考虑如何分配。由于农垦公司的榜样力量，公司制是“大农”的一个重要经营方式，许多经营地主和富农兴建了许多农垦公司，采用雇工劳动。
据不完全统计，仅吉林的火犁、东井、智远、近思、等几家农垦公司就有雇工9000余人，这些雇工基本上是从山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迁移来的贫苦农民，黑龙江的三大农垦公司也都不同程度地雇佣农场工人。虽然这种早期的“公司制”都是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地主、富农捣鼓出来的，简陋的令人发笑，但毕竟是新生事物，各省农林厅予以了广泛的扶持，不仅下发了相对正规的契约、公司制度文本，还发放了不少如何经营、管理的小册子，深得他们的欢迎。
当然，在公司制以外也有沿用传统雇佣方式进行经营的，这种模式可谓旧瓶装新酒，形式没变，内涵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以辽宁居多，对辽宁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多次调查显示，经营土地几十垧的农户，均雇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雇工户约占经营农户的40%以上，其余为自耕农。
造成东北地区雇工阶层队伍壮大的原因相对要复杂一些：一是由于耕地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使许多农民因种种原因逐渐丧失了土地，一部分成为佃农，一部分则被靠出卖劳动力而成为农业工人，以此弥补生活费；二是由于大农经营成本的降低，使得小自耕农生产成为相对不经济的经营方式，特别是铁路沿线地区，粮价较低，很多人的粮食生产成本还高于粮价，他们只能明智地选择卖掉土地，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雇佣工人。这其中也有极个别自耕农自发地组织起来，组成一个较大的“生产组”，但由于农民眼光的局限和操作的繁琐，这种经营方式很容易出问题；三是由于垦荒政策，许多华北移民闯东北，尤其是来到黑龙江省后，便很快成为垦殖公司的雇佣对象，由于政策和历史原因，东北“大农”的剥削程度与关内相比要轻，多数普通农工的年工资在85元，熟练农工年工资平均为100—125元。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许多农工便不会因为无法维持生计而另逃到别处去，从而有利于雇佣关系的建立和相对稳定。
但这种雇佣关系是不是已经意味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呢？中国不是没有雇佣，但往往有超经济的强制，秦时竹很不放心，生怕穿新鞋走老路。经过仔细研究，他得出了一个比较鼓舞人心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此时的雇工，与以往雇工已有很大不同，无论是公司制还是公司制以外的“大农”经营，雇工们与雇主之问的关系基本建立在法权平等的基础上，雇主与雇工都要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而这种契约都是标准格式，要报县农林局备案和签章的。
根据契约期的长短，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长工即年工，短工即日工。这种契约期的长短，从作为农业工人的历史形成、身份解放和劳动力的流动等方面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体现近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年工以年为单位，根据契约都受雇于雇主，出劳力耕作，领取工资，逐渐成为离开土地的农业工人。日工是按一天或几天的契约雇佣（主要是农忙时节），受雇期间雇主供饭，但多数通勤，有自由时间，过独立的生活，工钱一般以现金支付。所以日工是比年工更完备的雇工形态，是在农业经营、价值实现和生活等方面具有很大人身自由和独立性的农业工人，完全具有独立性、自由性和流动性这一近代形态。
在这种生产关系中，雇主出资(土地、劳动工具、住所等生产资料和工资)，雇工出力，按日、月或年计值，生产主要是为销售，以获得利润为目的。雇工在本质上已不再是传统的封建雇农，而是在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单纯靠出卖劳动力，领取工资以过活，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农业雇佣工人的特征。而且，这种雇佣关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有相对公平的格式条款，任何人单方面违反，都要受到制裁。特别是稍微处于强势地位的雇主，不得不收敛他们本来惯用的一套。
雇农群的形成、雇工队伍的壮大标志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增长，“大农”经营已具备了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公司的特点。“大农”经营的兴盛和雇工阶层的壮大突出地反映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进程。这种进程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双重意义。
按照秦时竹的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是不错的，在整体上也符合实际情况，但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发展独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来源。恰恰相反，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其实已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但被军阀混战给破坏了，后来又遭遇了日本侵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犹如春天的小苗，还没有长大成熟，就被无情的风雨扫落在地，等不到收获的那一天。现在既然建立了北疆体制，就要在政治上予以最大可能的保护。
在经济上，中国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也遭遇了严重阻碍，一方面是本国官僚体制的横征暴敛和厘金关卡的窒息，另一方面是来自外国廉价产品的冲击。事实证明，在中国政局比较稳定的一战期间，加上没有外国产品的竞争，中国民族企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春天。现在北疆方面要做的，就是努力要尽力消除这两方面的影响。
在北疆财政委员会的协调下，各省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减税，虽然财政依旧有赤字，但北疆宁愿借债也不增加税收。对于厘金税卡，也大力予以撤除，减少商品的流通成本，努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在外国产品的冲击问题上，北疆政府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毕竟关税主权甚至一部分行政主权都掌握在列强手上，只能寄希望于民族产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北方实业是贯穿这一经济方针的典型代表，在大量资本和先进科技的武装下，北方实业发展成为中国实业的巨头，称总资本量超过2亿元，如果当时有世界五百强评比的活动，北方实业必然是前50名的企业。在北疆实业的经营理念上，也贯彻了秦时竹和夏海燕提出的“进口替代”方针，秦时竹是着眼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以便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策略，夏海燕的着眼点则是发挥规模优势和垄断优势，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
庆典结束后，周羽有军事任务在身，迅速地返回了吉林，而夏海燕则留下来和秦时竹探讨经济方针。按照穿越组的分工，夏海燕主管经济方面，特别是宏观经济。
早在义军时期，夏海燕就负责管理账目和财政支出，是内当家，辽阳实业成立后，就负责战略管理。只是后来由于周羽去了吉林，她也随之而去，这项工作转移给了沈蓉。夏海燕的管理方针，是开拓性的，比较激进，敢于冒风险，开滦、开平的合并就是她的杰作。沈蓉的管理相对比较保守，属于守成性质，但两者所处的历史阶段极为不同，1911以后，北方实业已进入了快速膨胀时期，再采取激进的方针，稳定性太差。沈蓉的守成，可以保证秦时竹在需要花钱的时候有钱花（秦时竹平时可是专门开支票，花钱如流水，完全不考虑账目平衡）。
现在夏海燕负责对整个北疆地区的宏观经济进行考察。秦时竹有时候和她开玩笑，说她掌握了话语和政策霸权——一方面指的是她掌握了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一面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调侃，毕竟在7人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前，中国唯一有资格对政府评头论足的知识分子就是经济学家。
“今年以来，我对北疆农业的发展寄予了比较大的关注。”夏海燕首先谈论农业问题。搞农业经营，农林委员会和农林厅的那些官员经验肯定比夏海燕丰富，但他们的这种能力都是经验性质，缺乏对未来的预见和体制性、结构性调整，擅长微观和中观，但短于宏观。
夏海燕已有了标准的经济学家做派，动辄以数据说话：“从数据上看，垦荒政策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以黑龙江为例，荒地大量开垦，可耕地数目从宣统元年的2100万亩增加到2700多万亩，整个东北三省耕地超过1.2亿亩，北疆地区恐怕在2亿亩以上，生产资料有所扩大。
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上，由于执行了减税政策，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他们投身农作的积极性也比以往要高，特别是那些因为革命而获得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更加注意精耕细作，仅仅以新民为例，高粱与大豆的亩产是4斗，小麦2斗，陆稻子在5斗以上，都比过去要好。
至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你已经看过报告了，优越性就不用我多提了……
从产量来看，吉、黑两省人均粮食可达1800余斤，除去用于种子、食用、酿酒、榨油原料和牲畜饲料等消耗，尚可对外输出140万吨以上。整个东三省，粮、豆产量今年可望达到1150万吨，其中大豆产量为210万吨。大豆和小麦，大部分销往华北和南方各省，剩余部分则销往国外，原本以俄国和日本为主，今年以来，输往德国的比例逐渐上升。由于东北大豆质量好，价格较低，德国方面特别欢迎，指令要求扩大出口折抵贷款利息，现在东北大豆的交割，在西欧各国的期货交易所里，已是一项重要的交易品了。因此，我建议继续扩大出口。”
因为与各大农场之间的良好关系，再加上北方实业遍布铁路沿线的收购点，使得北方实业牢牢掌握了东北大豆的对外销售渠道，公司设有专门的收购人员上门收购，以往那种任意倾轧，互相压价的现象越来越少。这个过程也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因为收购员会和他们签订一些协议，保证敞开收购，不至于使得他们增产不增收。现在任何地方要购买足量的大豆，不通过北方实业，基本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北方实业收购完毕后，对各地油坊的供应也是顺价供应，没有凭借这种优势地位牟取暴利的企图。对小油坊来说，有了专门的收购公司，使得他们不必为原料发愁，反而降低了成本。唯一因此感到烦恼的是原先那些上蹿下跳的投机商，一个稳定的市场对买方还是卖方都是有利的，因为他维护了市场的秩序，但恰恰挤占了投机空间。
“从经营规模来看，各地普遍都有所扩大，特别是今年形势如此之好后，各地的‘大农’卯足了劲要扩大规模，那些农垦公司，大农场也纷纷追加投资，吸收入股。吉林目前已有各类垦殖公司76家，总共缴纳资本704万余元，我保守估计，明年可以突破1000万。”夏海燕补充说明道，“甚至那些在政治上被打倒的满蒙旗主、王公，也投入了农业开发的大行列，据说收益颇丰，很多人已经迁往吉林、龙江、长春等大城市居住，再也不愿住在乡下做土财主了。”
这一点秦时竹深有感触，一方面在政治上将满蒙旧时官僚降低到了最低点，如果不能在经济待遇上予以保证，他们始终是不安定的因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已完全明白复辟无望的局面，安心于自己发财了。(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据不完全统计，仅吉林的火犁、东井、智远、近思、等几家农垦公司就有雇工9000余人，这些雇工基本上是从山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迁移来的贫苦农民，黑龙江的三大农垦公司也都不同程度地雇佣农场工人。虽然这种早期的“公司制”都是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地主、富农捣鼓出来的，简陋的令人发笑，但毕竟是新生事物，各省农林厅予以了广泛的扶持，不仅下发了相对正规的契约、公司制度文本，还发放了不少如何经营、管理的小册子，深得他们的欢迎。
当然，在公司制以外也有沿用传统雇佣方式进行经营的，这种模式可谓旧瓶装新酒，形式没变，内涵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以辽宁居多，对辽宁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多次调查显示，经营土地几十垧的农户，均雇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雇工户约占经营农户的40%以上，其余为自耕农。
造成东北地区雇工阶层队伍壮大的原因相对要复杂一些：一是由于耕地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使许多农民因种种原因逐渐丧失了土地，一部分成为佃农，一部分则被靠出卖劳动力而成为农业工人，以此弥补生活费；二是由于大农经营成本的降低，使得小自耕农生产成为相对不经济的经营方式，特别是铁路沿线地区，粮价较低，很多人的粮食生产成本还高于粮价，他们只能明智地选择卖掉土地，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雇佣工人。这其中也有极个别自耕农自发地组织起来，组成一个较大的“生产组”，但由于农民眼光的局限和操作的繁琐，这种经营方式很容易出问题；三是由于垦荒政策，许多华北移民闯东北，尤其是来到黑龙江省后，便很快成为垦殖公司的雇佣对象，由于政策和历史原因，东北“大农”的剥削程度与关内相比要轻，多数普通农工的年工资在85元，熟练农工年工资平均为100—125元。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许多农工便不会因为无法维持生计而另逃到别处去，从而有利于雇佣关系的建立和相对稳定。
但这种雇佣关系是不是已经意味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呢？中国不是没有雇佣，但往往有超经济的强制，秦时竹很不放心，生怕穿新鞋走老路。经过仔细研究，他得出了一个比较鼓舞人心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此时的雇工，与以往雇工已有很大不同，无论是公司制还是公司制以外的“大农”经营，雇工们与雇主之问的关系基本建立在法权平等的基础上，雇主与雇工都要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而这种契约都是标准格式，要报县农林局备案和签章的。
根据契约期的长短，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长工即年工，短工即日工。这种契约期的长短，从作为农业工人的历史形成、身份解放和劳动力的流动等方面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体现近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年工以年为单位，根据契约都受雇于雇主，出劳力耕作，领取工资，逐渐成为离开土地的农业工人。日工是按一天或几天的契约雇佣（主要是农忙时节），受雇期间雇主供饭，但多数通勤，有自由时间，过独立的生活，工钱一般以现金支付。所以日工是比年工更完备的雇工形态，是在农业经营、价值实现和生活等方面具有很大人身自由和独立性的农业工人，完全具有独立性、自由性和流动性这一近代形态。
在这种生产关系中，雇主出资(土地、劳动工具、住所等生产资料和工资)，雇工出力，按日、月或年计值，生产主要是为销售，以获得利润为目的。雇工在本质上已不再是传统的封建雇农，而是在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单纯靠出卖劳动力，领取工资以过活，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农业雇佣工人的特征。而且，这种雇佣关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有相对公平的格式条款，任何人单方面违反，都要受到制裁。特别是稍微处于强势地位的雇主，不得不收敛他们本来惯用的一套。
雇农群的形成、雇工队伍的壮大标志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增长，“大农”经营已具备了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公司的特点。“大农”经营的兴盛和雇工阶层的壮大突出地反映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进程。这种进程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双重意义。
按照秦时竹的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是不错的，在整体上也符合实际情况，但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发展独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来源。恰恰相反，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其实已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但被军阀混战给破坏了，后来又遭遇了日本侵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犹如春天的小苗，还没有长大成熟，就被无情的风雨扫落在地，等不到收获的那一天。现在既然建立了北疆体制，就要在政治上予以最大可能的保护。
在经济上，中国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也遭遇了严重阻碍，一方面是本国官僚体制的横征暴敛和厘金关卡的窒息，另一方面是来自外国廉价产品的冲击。事实证明，在中国政局比较稳定的一战期间，加上没有外国产品的竞争，中国民族企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春天。现在北疆方面要做的，就是努力要尽力消除这两方面的影响。
在北疆财政委员会的协调下，各省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减税，虽然财政依旧有赤字，但北疆宁愿借债也不增加税收。对于厘金税卡，也大力予以撤除，减少商品的流通成本，努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在外国产品的冲击问题上，北疆政府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毕竟关税主权甚至一部分行政主权都掌握在列强手上，只能寄希望于民族产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北方实业是贯穿这一经济方针的典型代表，在大量资本和先进科技的武装下，北方实业发展成为中国实业的巨头，称总资本量超过2亿元，如果当时有世界五百强评比的活动，北方实业必然是前50名的企业。在北疆实业的经营理念上，也贯彻了秦时竹和夏海燕提出的“进口替代”方针，秦时竹是着眼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以便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策略，夏海燕的着眼点则是发挥规模优势和垄断优势，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
庆典结束后，周羽有军事任务在身，迅速地返回了吉林，而夏海燕则留下来和秦时竹探讨经济方针。按照穿越组的分工，夏海燕主管经济方面，特别是宏观经济。
早在义军时期，夏海燕就负责管理账目和财政支出，是内当家，辽阳实业成立后，就负责战略管理。只是后来由于周羽去了吉林，她也随之而去，这项工作转移给了沈蓉。夏海燕的管理方针，是开拓性的，比较激进，敢于冒风险，开滦、开平的合并就是她的杰作。沈蓉的管理相对比较保守，属于守成性质，但两者所处的历史阶段极为不同，1911以后，北方实业已进入了快速膨胀时期，再采取激进的方针，稳定性太差。沈蓉的守成，可以保证秦时竹在需要花钱的时候有钱花（秦时竹平时可是专门开支票，花钱如流水，完全不考虑账目平衡）。
现在夏海燕负责对整个北疆地区的宏观经济进行考察。秦时竹有时候和她开玩笑，说她掌握了话语和政策霸权——一方面指的是她掌握了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一面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调侃，毕竟在7人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前，中国唯一有资格对政府评头论足的知识分子就是经济学家。
“今年以来，我对北疆农业的发展寄予了比较大的关注。”夏海燕首先谈论农业问题。搞农业经营，农林委员会和农林厅的那些官员经验肯定比夏海燕丰富，但他们的这种能力都是经验性质，缺乏对未来的预见和体制性、结构性调整，擅长微观和中观，但短于宏观。
夏海燕已有了标准的经济学家做派，动辄以数据说话：“从数据上看，垦荒政策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以黑龙江为例，荒地大量开垦，可耕地数目从宣统元年的2100万亩增加到2700多万亩，整个东北三省耕地超过1.2亿亩，北疆地区恐怕在2亿亩以上，生产资料有所扩大。
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上，由于执行了减税政策，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他们投身农作的积极性也比以往要高，特别是那些因为革命而获得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更加注意精耕细作，仅仅以新民为例，高粱与大豆的亩产是4斗，小麦2斗，陆稻子在5斗以上，都比过去要好。
至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你已经看过报告了，优越性就不用我多提了……
从产量来看，吉、黑两省人均粮食可达1800余斤，除去用于种子、食用、酿酒、榨油原料和牲畜饲料等消耗，尚可对外输出140万吨以上。整个东三省，粮、豆产量今年可望达到1150万吨，其中大豆产量为210万吨。大豆和小麦，大部分销往华北和南方各省，剩余部分则销往国外，原本以俄国和日本为主，今年以来，输往德国的比例逐渐上升。由于东北大豆质量好，价格较低，德国方面特别欢迎，指令要求扩大出口折抵贷款利息，现在东北大豆的交割，在西欧各国的期货交易所里，已是一项重要的交易品了。因此，我建议继续扩大出口。”
因为与各大农场之间的良好关系，再加上北方实业遍布铁路沿线的收购点，使得北方实业牢牢掌握了东北大豆的对外销售渠道，公司设有专门的收购人员上门收购，以往那种任意倾轧，互相压价的现象越来越少。这个过程也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因为收购员会和他们签订一些协议，保证敞开收购，不至于使得他们增产不增收。现在任何地方要购买足量的大豆，不通过北方实业，基本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北方实业收购完毕后，对各地油坊的供应也是顺价供应，没有凭借这种优势地位牟取暴利的企图。对小油坊来说，有了专门的收购公司，使得他们不必为原料发愁，反而降低了成本。唯一因此感到烦恼的是原先那些上蹿下跳的投机商，一个稳定的市场对买方还是卖方都是有利的，因为他维护了市场的秩序，但恰恰挤占了投机空间。
“从经营规模来看，各地普遍都有所扩大，特别是今年形势如此之好后，各地的‘大农’卯足了劲要扩大规模，那些农垦公司，大农场也纷纷追加投资，吸收入股。吉林目前已有各类垦殖公司76家，总共缴纳资本704万余元，我保守估计，明年可以突破1000万。”夏海燕补充说明道，“甚至那些在政治上被打倒的满蒙旗主、王公，也投入了农业开发的大行列，据说收益颇丰，很多人已经迁往吉林、龙江、长春等大城市居住，再也不愿住在乡下做土财主了。”
这一点秦时竹深有感触，一方面在政治上将满蒙旧时官僚降低到了最低点，如果不能在经济待遇上予以保证，他们始终是不安定的因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已完全明白复辟无望的局面，安心于自己发财了。(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