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章】 面面相觑
李春福是个谨慎的人。经过各方面、各渠道的了解,新疆兵力不多,最能打的当属范山河的部队,但由于杨增新扣发奖金(由于范部和国防军关系良好,其实是杨增新生怕控制不住)并不会与自己为敌。其余驻新人马,由于拖欠军饷,对杨也早有怨气,大军入新,交战不是不可能,但战况必然不会太激烈。想想自己再不济,凭手下骑1师近万虎狼之师,拿下新疆还是小菜一碟。何况还有驻甘肃的夏海强协助,李春福更是信心十足,他要做的,就是漂漂亮亮地拿下新疆,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
再问邓宝珊得知,新疆地域虽大,但中心城市并不多,有全省战略意义的城市只有三座。第一是哈密,哈密是进疆门户,握有哈密,就掌握了全新疆的钥匙,进可攻,退可守;第二是迪化,此城是新疆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全局意义;第三是伊犁,伊犁地处新疆边陲,对于边疆巩固有重要意义,由于俄国在东北吃亏,难保他们不会在新疆生事,只要伊犁不失,边疆还是稳如泰山。由此,李春福制定的计划是,迅速出兵占领哈密并留兵护卫,然后入迪化城,一鼓作气拿下杨增新,等局面稍事安定,伊犁传檄可下……
中、俄第三阶段的谈判依然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各种难过的坎一一被克服。每当谈判处在近乎崩溃的边缘,各方就联合努力(列强向中、俄两家都施加了足够的压力),每当达成共识,各方就积极推进,因此虽然每每剑拔弩张,但真正破裂的机会却没有。理由很简单,破裂所造成的后果是谁也承受不起的。俄国不能冒失去英法财政援助的风险,北疆也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事。
中方一个首要要求是俄国撤退中东路驻军,这个要求可谓合情合理,俄国在中东路驻军并没有法理依据,日俄战争结束时签署的《朴次茅斯条约》中虽然规定了护路队字样,但这一条款并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甚至也违背了《旅大租地条约》中俄国不得侵犯中国主权的规定。《朴资茅斯条约》签订时,清政府正处以风雨飘摇的危机前沿,无力也无法提出抗议。但目前的态势大大不同于清末,国防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权利主张。
俄国代表很狡猾,他不愿从法理上辩驳(本来就没有依据,如何辩驳?),而是反复强调,中东铁路之于俄国的重要性,以及三十里界址需要治安维护为由,要求继续驻军,并要得到中国的法理授权。企图将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再度夺回来。
对于这样无礼的要求,唐绍仪严词予以了拒绝,并表示绝不认可俄方提议。俄国代表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日、俄双方都在铁路沿线驻有护路队,既然中国主张为非法权利,应日、俄两家一体撤退而不能只要求俄国撤退”,声称“倘若日方愿意撤退,俄国也将无条件撤退”。这个提议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包含了歹毒的用意,希望能将日本也拉进来,建立攻守同盟来破坏中方的主张。
调解时候,日方代表也在场,一听此言立即就表示了抗议。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是希望俄国撤退而保留本国驻军,为他一家独霸东北创造条件。唐绍仪深知其中厉害,知道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迫使日、俄两家同时撤退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硬要坚持,只能是破坏谈判而这更中俄国的下怀。
陆征祥不愧是职业外交官,轻轻一句:“此建议与本次谈判无关,待中俄达成协议后,将来我方可与日本方面再次谈判,谈判情况如何,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将由双方协商解决。”
“那我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治安如何保障?”俄国代表黔驴技穷,只能一再拿出这个问题抵挡。
克服这个问题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好在临走前,秦时竹给了唐绍仪锦囊妙计:“由我方派出铁路巡警,接替护路队维持治安。”
一听这个建议,俄国代表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铁路沿线,俄国侨民、商铺甚多,中国警察不通言语,如何能有效保护治安?”
“这个就不必担心了,我们可以聘用贵国警官作为此巡警队的顾问。”唐绍仪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计划书,“我方准备在中东铁路附近一共设立48支巡逻分队,全部由警察组成,视路段情况、人口密度和地理情况,每支巡逻队从50到200人不等。我方提议,可以每50人聘请贵国警官一名,翻译一名,作为协调手段。一方面可以解决言语不通、风俗不熟的情况,另一方面顾问也能对巡警队加以有效训练。我们允诺,所有被聘请的贵国警官的薪水将由我方支付。”
俄国代表眼珠子一转,这是个好主意,既能避免和中国人顶牛,又能通过顾问权利保持对巡警队的实际影响,说白了,还可以牢牢掌控住中东铁路,但他没有急于答应,只是说:“关于这个新提议,我本人无法立即答复,需要请示外交部……”
中、俄谈判再度休息,但此次休息却预示着距离解决问题的方案又近了一步。
等到“战时内阁”成立,赵秉钧便辞去了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此时“病”也好了)以避避风头,冯国璋则从地方大员的位置卸任,重新进入军事层。宋案发生后,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还假惺惺的表示,当时宋来北京,就一直住在他家里,宋死后所欠下的5000元债务,也是自己帮助还清的,企图为自己解脱嫌疑。
袁世凯看到报纸后,怀恨在心,对儿子袁克定说:“看来赵秉钧胆怯了,其实他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袁、赵之间裂缝开始产生。
没过几天,赵秉钧便得知了应桂馨从狱中保释出来死亡的消息。他大惊失色,知道是袁世凯所为,便给袁世凯打电话,埋怨不该卸磨杀驴,并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
袁世凯虽然在电话里连连解释,声称不是自己所为,也许是意外,但一放下电话,脸色就阴沉了下来。袁克定问他:“爹,是不是赵秉钧做错了?”
“错不错我不管他,既然已经发生了,就这么随他去吧。”袁世凯有些答非所问。
“这?……”袁克定一时没有猜透他老爹的意思。
袁世凯挥了下手,似乎不经意般的说:“如果你做了错事,你希望知道的人越多还是越少呢?”
“哦……”袁克定明白,老头子又动杀机了。
不过现在赵秉钧刚刚到天津上任,一时还不便下手,袁世凯收住心中的怒气,继续演戏。这出戏的主题是“和平烟幕”。他明明在加紧扩军备战,但表面上却大念和平经,以欺骗和麻痹国民党讨袁派。
而国民党依旧沉浸在调停的幻想中,但袁世凯已做好了准备,不会再给他们太多的时间了。6月9日,袁世凯在作好了政治、军事部署后,指责李烈钧“不称其职”,“不孚众望”,下令***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欧阳武为江西部督兼领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和陈都是李烈钧的重要部将,袁世凯之所以任命他们,主要是尽量减缓对抗力度,利用国民党的内部分裂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先让他们稳住江西,以便作为日后自己控制江西的过渡。12日袁世凯又免去胡汉民广东都督职务,由陈炯明接任。
到了此时,袁世凯并没有放弃政治瓦解革命党人的手段,但调停这出戏已演不下去了,袁世凯的条件根本不为革命党激进派所接受,赣、粤两督的罢免,也破坏了调和的最后一点基础,战争风云即将来临。汪、蔡的调和活动,倒是起了一点掩护镇压革命的作用。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地方实权的剥夺,迫使革命党人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是隐忍待时呢,还是背水一战?
孙中山义愤填膺,竭力主战。他派南下参加讨袁的参议员张继及马君武、邵元冲、白海桓四人到江西,动员刚刚卸任的李烈钧声罪讨袁。但这时李烈钧鉴于他的同盟反袁主张久久得不到响应,已经顾虑重重,打起了退堂鼓。法律解决的思潮,更是消磨了李烈钧的战斗意志。
众人到江西和李烈钧做了长谈,有人问他:“反袁的结果会如何?”
李烈钧默不作声,随后冒出一句“一定打仗!”众人摇头叹息。
李烈钧慷慨陈词:“袁世凯所作所为,到了非用武力手段解决不可,这一仗非打不可,打胜了,自然一切好说,打败了,我李烈钧没有投降的办法,只有跑路的对策……”
马君武一听大喜过望,追问道:“打仗胜负如何?”
李烈钧丝毫没有犹豫,说:“国民党一定失败……”
马君武霍地站起来,质问道:“你不是从北疆那里买到了不少武器吗?为什么还这么气馁?”
李烈钧苦笑着摇头:“武器我是买了,那只不过是刚刚装备了部队而已,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不是光靠武器就能取胜的,再说,北洋军的武备只比我们好不比我们差。”
“那也不见得我们就输啊?武昌起义,那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坚持下来了。”
“不然,现在的情况和辛亥年已经不同了,别的不说,国民党四分五裂,哪里比得上同盟会时期团结?就是孙先生的话,大家也都不听,这样岂能取胜?我李烈钧要打仗不是因为有把握打胜仗,而是因为如果连败仗也不打,对不起国人、对不起革命两个字……
“难道真没有办法了?” 几个人不甘心。
“办法也有,那就是联合北疆联合夹攻袁世凯,国防军战斗力强悍,也有打败北洋军的历史,最近又刚刚打败了俄国人,势头很旺……”李烈钧痛苦地抓自己头发,“可咱们以前把人家得罪太深了,人家不落井下石已是客气了,哪里还谈得上支援我们?”
众人又是叹息,马君武不服气说道:“我就不信国防军的统兵大将个个都听秦时竹的,蓝天蔚以前也是老同盟会人,咱们去联络联络他,看看有什么办法?”
这是个病急乱投医的主意,李烈钧听后唯有更加苦笑:“兄弟不要妄想了,国防军不同于我们,后勤、补给乃至兵员补充都是独立的,兵站物资和部队是分开的,作战部队和补充部队也是分离的。蓝天蔚纵然肯站在我们一边,他一没有弹药补充,二没有后备兵员补充,他的军队也没法打仗。再说了,国防军任用军官都是调省交叉任用,他掌控的16师中下级军官都是原先秦时竹的人马,大都是东北人,如何肯听他而背弃秦时竹?只怕他还没有表态,自己先完蛋吧……”
“他完蛋倒是不会的,”张继冷冷地说,“早在大选前我就和他联系过,希望他能再回到国民党的阵营,但他拒绝了,并说我们相互倾轧他很是失望。”
“既然现在还不适合起兵,现在应如何应付?”
李烈钧皱着眉头说道:“我决定下野,自己准备些款项,拟带一群英俊青年,分赴东西洋留学”。
“什么,你要出国?”马君武大惊失色。
“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我先到上海,再找诸要人商议,并询各方意见,再图发动。”李烈钧长叹一口气后,继续说道,“到时如不发动,我就率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办法……”
众人默然,无言以对,只有面面相觑。(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再问邓宝珊得知,新疆地域虽大,但中心城市并不多,有全省战略意义的城市只有三座。第一是哈密,哈密是进疆门户,握有哈密,就掌握了全新疆的钥匙,进可攻,退可守;第二是迪化,此城是新疆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全局意义;第三是伊犁,伊犁地处新疆边陲,对于边疆巩固有重要意义,由于俄国在东北吃亏,难保他们不会在新疆生事,只要伊犁不失,边疆还是稳如泰山。由此,李春福制定的计划是,迅速出兵占领哈密并留兵护卫,然后入迪化城,一鼓作气拿下杨增新,等局面稍事安定,伊犁传檄可下……
中、俄第三阶段的谈判依然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各种难过的坎一一被克服。每当谈判处在近乎崩溃的边缘,各方就联合努力(列强向中、俄两家都施加了足够的压力),每当达成共识,各方就积极推进,因此虽然每每剑拔弩张,但真正破裂的机会却没有。理由很简单,破裂所造成的后果是谁也承受不起的。俄国不能冒失去英法财政援助的风险,北疆也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事。
中方一个首要要求是俄国撤退中东路驻军,这个要求可谓合情合理,俄国在中东路驻军并没有法理依据,日俄战争结束时签署的《朴次茅斯条约》中虽然规定了护路队字样,但这一条款并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甚至也违背了《旅大租地条约》中俄国不得侵犯中国主权的规定。《朴资茅斯条约》签订时,清政府正处以风雨飘摇的危机前沿,无力也无法提出抗议。但目前的态势大大不同于清末,国防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权利主张。
俄国代表很狡猾,他不愿从法理上辩驳(本来就没有依据,如何辩驳?),而是反复强调,中东铁路之于俄国的重要性,以及三十里界址需要治安维护为由,要求继续驻军,并要得到中国的法理授权。企图将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再度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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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不愧是职业外交官,轻轻一句:“此建议与本次谈判无关,待中俄达成协议后,将来我方可与日本方面再次谈判,谈判情况如何,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将由双方协商解决。”
“那我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治安如何保障?”俄国代表黔驴技穷,只能一再拿出这个问题抵挡。
克服这个问题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好在临走前,秦时竹给了唐绍仪锦囊妙计:“由我方派出铁路巡警,接替护路队维持治安。”
一听这个建议,俄国代表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铁路沿线,俄国侨民、商铺甚多,中国警察不通言语,如何能有效保护治安?”
“这个就不必担心了,我们可以聘用贵国警官作为此巡警队的顾问。”唐绍仪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计划书,“我方准备在中东铁路附近一共设立48支巡逻分队,全部由警察组成,视路段情况、人口密度和地理情况,每支巡逻队从50到200人不等。我方提议,可以每50人聘请贵国警官一名,翻译一名,作为协调手段。一方面可以解决言语不通、风俗不熟的情况,另一方面顾问也能对巡警队加以有效训练。我们允诺,所有被聘请的贵国警官的薪水将由我方支付。”
俄国代表眼珠子一转,这是个好主意,既能避免和中国人顶牛,又能通过顾问权利保持对巡警队的实际影响,说白了,还可以牢牢掌控住中东铁路,但他没有急于答应,只是说:“关于这个新提议,我本人无法立即答复,需要请示外交部……”
中、俄谈判再度休息,但此次休息却预示着距离解决问题的方案又近了一步。
等到“战时内阁”成立,赵秉钧便辞去了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此时“病”也好了)以避避风头,冯国璋则从地方大员的位置卸任,重新进入军事层。宋案发生后,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还假惺惺的表示,当时宋来北京,就一直住在他家里,宋死后所欠下的5000元债务,也是自己帮助还清的,企图为自己解脱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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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民党依旧沉浸在调停的幻想中,但袁世凯已做好了准备,不会再给他们太多的时间了。6月9日,袁世凯在作好了政治、军事部署后,指责李烈钧“不称其职”,“不孚众望”,下令***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欧阳武为江西部督兼领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和陈都是李烈钧的重要部将,袁世凯之所以任命他们,主要是尽量减缓对抗力度,利用国民党的内部分裂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先让他们稳住江西,以便作为日后自己控制江西的过渡。12日袁世凯又免去胡汉民广东都督职务,由陈炯明接任。
到了此时,袁世凯并没有放弃政治瓦解革命党人的手段,但调停这出戏已演不下去了,袁世凯的条件根本不为革命党激进派所接受,赣、粤两督的罢免,也破坏了调和的最后一点基础,战争风云即将来临。汪、蔡的调和活动,倒是起了一点掩护镇压革命的作用。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地方实权的剥夺,迫使革命党人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是隐忍待时呢,还是背水一战?
孙中山义愤填膺,竭力主战。他派南下参加讨袁的参议员张继及马君武、邵元冲、白海桓四人到江西,动员刚刚卸任的李烈钧声罪讨袁。但这时李烈钧鉴于他的同盟反袁主张久久得不到响应,已经顾虑重重,打起了退堂鼓。法律解决的思潮,更是消磨了李烈钧的战斗意志。
众人到江西和李烈钧做了长谈,有人问他:“反袁的结果会如何?”
李烈钧默不作声,随后冒出一句“一定打仗!”众人摇头叹息。
李烈钧慷慨陈词:“袁世凯所作所为,到了非用武力手段解决不可,这一仗非打不可,打胜了,自然一切好说,打败了,我李烈钧没有投降的办法,只有跑路的对策……”
马君武一听大喜过望,追问道:“打仗胜负如何?”
李烈钧丝毫没有犹豫,说:“国民党一定失败……”
马君武霍地站起来,质问道:“你不是从北疆那里买到了不少武器吗?为什么还这么气馁?”
李烈钧苦笑着摇头:“武器我是买了,那只不过是刚刚装备了部队而已,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不是光靠武器就能取胜的,再说,北洋军的武备只比我们好不比我们差。”
“那也不见得我们就输啊?武昌起义,那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坚持下来了。”
“不然,现在的情况和辛亥年已经不同了,别的不说,国民党四分五裂,哪里比得上同盟会时期团结?就是孙先生的话,大家也都不听,这样岂能取胜?我李烈钧要打仗不是因为有把握打胜仗,而是因为如果连败仗也不打,对不起国人、对不起革命两个字……
“难道真没有办法了?” 几个人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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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又是叹息,马君武不服气说道:“我就不信国防军的统兵大将个个都听秦时竹的,蓝天蔚以前也是老同盟会人,咱们去联络联络他,看看有什么办法?”
这是个病急乱投医的主意,李烈钧听后唯有更加苦笑:“兄弟不要妄想了,国防军不同于我们,后勤、补给乃至兵员补充都是独立的,兵站物资和部队是分开的,作战部队和补充部队也是分离的。蓝天蔚纵然肯站在我们一边,他一没有弹药补充,二没有后备兵员补充,他的军队也没法打仗。再说了,国防军任用军官都是调省交叉任用,他掌控的16师中下级军官都是原先秦时竹的人马,大都是东北人,如何肯听他而背弃秦时竹?只怕他还没有表态,自己先完蛋吧……”
“他完蛋倒是不会的,”张继冷冷地说,“早在大选前我就和他联系过,希望他能再回到国民党的阵营,但他拒绝了,并说我们相互倾轧他很是失望。”
“既然现在还不适合起兵,现在应如何应付?”
李烈钧皱着眉头说道:“我决定下野,自己准备些款项,拟带一群英俊青年,分赴东西洋留学”。
“什么,你要出国?”马君武大惊失色。
“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我先到上海,再找诸要人商议,并询各方意见,再图发动。”李烈钧长叹一口气后,继续说道,“到时如不发动,我就率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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