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4章】 西藏问题
ps：非常感谢热心读者的打赏，时竹希望能用更多的文字回报诸位的厚爱！
梁启超极为感动，他知道蔡锷的难处，也知道这些轻松话之下，其实是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和思索，不然，刚才蔡锷低头不语干什么呢？如果是一味搪塞，或者敷衍了事，那完全就用不着思考，不假思索的回答才更符合逻辑。
“松坡，你的难处我是知道的，执政也是明白的，可是国家草创、百废待兴，要克服的困难还有许多，这番作为是苦了你了。”
云南之行，梁启超在蔡锷这个得意弟子的配合下，极为顺利，不仅有效沟通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让秦时竹对于西南的布置也放了心，在他看来，有了蔡锷和张孝准的“双保险”，西南的大局不难定夺，无论是贵州唐继尧还是广西陆荣廷，都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唯独西藏方面，中央也许还要费点力气。
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进军中央，掌握最高权力，自然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可从来都是“无限风光在险峰……”秦时竹做了临时执政并准备再接再厉担任最高元首时，原本只在北疆一隅而遇不到的西藏问题也随之而来。说句良心的话，秦时竹在民众当中有如此高的地位，护国战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强硬，但此一时彼一时，秦时竹在外蒙古上的良好表现，反过来也束缚住了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手脚——民众的期望值高了，希望他能够解决的更好，而且，西藏问题比蒙古问题更为棘手。
西藏自古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实行****的统治制度，这是一般人都公认的。但若是论起真正纳入中国版图来，西藏反而要迟于蒙古，是在元时期才真正内化为中国领土（看待历史要实事求是，就是这个时候也比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形成要早）。满族在入关前，已经和蒙古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可谓血浓于水，但和蒙古不大一样的是，西藏则是清朝得了天下后才进入大清版图的，对于中央政府的认同并不是很强烈。为了有效控制这一区域，清朝一方面实行尊崇黄教的政策（顺治和康熙帝都曾给达赖和班禅喇嘛优加封号），一方面又不直接干涉西藏政务以示优容。直到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才开始派员驻扎西藏，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此后，中央对于西藏的管理日趋严密，1727年(雍正五年)正式设驻藏正副大臣二人，分驻前后藏。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廷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有关藏内大小事务，均应禀明驻藏大臣办理，并规定了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整套制度。
但随着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后，西藏的局势开始复杂起来。英国殖民者在完成对印度的占领后，又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与印度毗邻的西藏。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印度这颗英国女皇皇冠上最耀眼明珠的地位不受损害，使西藏成为印度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次是掠夺西藏丰富的羊毛、皮革、矿产资源，推销印度茶叶和工业品，并通过西藏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为达此目的，英国先后发动了1888年和1903～1904年的两次侵藏战争，通过随后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1890)及续约(1893)、《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及《通商章程》(1908)，英国攫取了一批侵略权益，包括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自由通商、派驻官员、租赁房屋、领事裁判权等。（清一代，这等丧权辱国的条约比比皆是，西藏方面的条约其实远远算不上性质最恶劣的）
虽然英国处以强势（在国力上英国超过清朝，在地理上，新德里距离西藏比北京更近），但在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英国也不得不“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但帝国主义从来就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英国只是在寻找更有利的时机实现其侵占西藏的阴谋罢了。
英军两次侵藏战争，更兼沙俄也野心勃勃，窥视西北，使清廷感到西藏地位的危险，有识之士鉴于西藏地位的险要和情势的恶劣，主张在西藏进行改革，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1906年，张荫棠出任查办藏事大臣，拟定善后办法基十四条，主张在西藏练兵筹饷，革除苛政、振兴农工商业。次任驻藏大臣联豫也积极推行新政，设立督练公所、巡警局、电报局、学务局等新机构。在西藏改革的同时，清廷又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藏人聚居的四川西部进行以改土归流为中心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巩固边疆，无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改革往往带有民族歧视意味，不容易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同时又与西藏上层封建农奴主阶层的既得利益发生了矛盾，故而遭到他们的反对，清廷对于西藏的控制反而动摇起来。
英国两次侵藏后，为了消化侵略成果，也为了避免与沙俄的冲突，对西藏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政策”，更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分化，在西藏上层人物中扶植亲英势力。英国驻西藏的商务专员等人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挑拨汉藏关系，制造和扩大汉藏矛盾。客观上，随着藏印贸易的发展，西藏产生了一批靠垄断羊毛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的特权阶层，他们成为亲英派的主要人物。亲英派首领伦青夏札即因专靠羊毛贸易营私舞弊，曾被联豫下令抄没家产，更造成了对立。
双方势力此消彼长，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西藏的新政改革措施激起当地上层人物的激烈反对，他们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除呈请暂缓改革外，还煽动各地土司头人反对改革，并直接派藏军进攻川边三岩等地。在此情况下，清廷决定恢复鸦片战争后名存实亡的中央驻军西藏制度，派钟颖率川军入藏以加强控制。1910车2月，川军进入拉萨，在阻止川军入藏的企图失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于当日仓皇出逃，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请求英国保护。
局势向英国一边倾斜，清军虽然入藏，但西藏当地并未心服。在获悉达赖出逃后，英国方面却如获至宝，处处加以笼络。英印总督明托、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柏尔等人多次会见达赖，为他打气。不到两年，达赖与随员已完全倾向英国。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至西藏后，藏局果然开始再次动荡。先是驻藏清军因欠饷而军心浮动，军中会党分子乘机闹事，后是革命消息传来，有人以弃藏回川为号召煽动起事。1911年11月，郭元珍等人领导兵变，囚禁联豫，被钟颍击败，由于紧接着清廷退位，联豫称病休养，藏事由钟颍主持（1912年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其为驻藏办事长官）。但是，不久之后征讨波密大军于撤退途中闹事抢劫，接着与藏军发生纠纷，并波及江孜、日喀则等地。再后来，拉萨市内的汉藏冲突亦因驻军劫掠寺庙而激化（中央欠饷，驻军不得已而为之）。汉藏之间的冲突，本来就有根源，更加之清政府民族压迫，并没有多少可以奇怪的，但是英国如同嗅到了臭味的苍蝇，拼命要来横插一杠，在他们的怂恿和挑唆下，居然掀起了“西藏独立”的喧嚣。
卸任不久的英印总督与达赖密谈，让其派遣官员潜回西藏进行煽动，并由达赖的内侍达桑占东（亲英分子）负责具体组织军事叛乱，这家伙组织了一支一万多人的藏军，自任总司令，开始对江孜守军发起进攻，经过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调停”，当地驻军被迫交出枪枝弹药取道印度回国，随即，日喀则的驻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英国可是一贯拉偏架的老手）。扫荡外围完毕后，达桑占东又率领各路叛军围攻拉萨，与守军展开激战，由于械饷两缺，兼之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再加上英国方面上窜下跳，守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不得已只好接受了英国的“调停”，和藏军达成四点“议和条件”，将枪弹交出，经印度返回国内，只留下驻藏官员留驻拉萨，但随着驻藏军队陆陆续续撤出，远在印度的达赖喇嘛在英国的鼓动下，强令所有留藏官员也必须撤出拉萨，钟颍在失去军队护卫后，也只能被迫离开拉萨，到1913年2月，所有驻藏官员和军队都被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驱逐出境。
英国方面见阴谋得逞，迫不及待地将已经在印度流亡了两年多的达赖护送回藏有了英国人的支持保证，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更为猖狂。在城内，他们挑动民族仇恨，煽动要把汉人“驱逐净尽”。在藏边，藏军东进，切断川藏交通，到6月中旬，先后攻陷江卡、盐井、理塘等地。包围了察木多、康定等地。川边末被攻陷的县城，南路只有三个县，北路尚余八个县，由此直接威胁到川、滇两省的安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虽已明确宣告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但限于实力，根本无力干涉。袁世凯任总统后，面对当时的西藏局势，决定对藏政策是剿抚结合，先剿后抚。对袁世凯来说，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局势，打压国民党，只要不出动北洋军队而让川、滇两省出兵，既可免伤实力，又可削平藏乱，自然是件好事。
先是川督尹昌衡亲率川军前队二千五百人从成都出发，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领，收复河口、理塘，北路由刘瑞麟率领，解了察木多、巴塘之围。与此同时，蔡锷派遣的支队也收复了盐井等地，藏军人数虽多，但实力其实不强，基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在西藏内陆还可以依靠熟悉地形、有利环境而得到支持，到了川边失去这些依托后，就变成不堪一击。
川、滇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使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后台老板――英国终于忍耐不住了。它放弃了所谓“不干涉政策”，开始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朱尔典曾与袁世凯会谈，就中国迫切需要大借款这一困境来提醒袁注意，如果川军的进兵超出一定范围，英国政府就不会对中国提供任何进—步的援助，进而声称“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时用武力，或与友睦之办法必有巨碍”。
此后朱尔典又几次重提中国不得派兵入藏，不得改西藏为行省，否则所有责任惟中国是问，在这些威胁—时未见效而藏军在川、滇军兵锋之下不断败退的情况下，8月17日，英国方面正式向中国提交照会，声明五点：一、英政府不允中国干涉西藏内政；二、反对华官在藏擅夺行政权并不承认中国视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三、英国不允在西藏境内存留无限华兵；四、以上各节先行立约，英方将承认之意施于民国；五、暂时中藏经过印度之交通应视为断绝。英国的照会完全无视国际法堆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明日张胆的干涉。但是袁世凯政府迫切要求得到列强承认和借款，迫切希望镇压“二次革命”，不敢轻易与英决裂。秦时竹发动护国战争后，朱尔典变本加厉，更进一步威胁中国，如果中国政府不令川军停止西进，英国不仅不承认中国政府，而且将以实力助藏独立。
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有求于列强的袁世凯终于抗衡不住，致电尹昌衡、蔡锷，胡说什么“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当时，川、滇两军的形势还较为有利，但接到中央之命令，也只能服从，川、滇军基本停止于怒江一线。有人评论说：“战胜川军者，非藏兵也，英使朱尔典也。”
秦时竹上台后，从不同渠道得悉了这些消息，当时因为英国方面忙于其他更大的事务（与江南的冯国璋勾结），无暇要挟秦时竹做出更大的让步，才暂时地没有提到西藏事务，但秦时竹不敢掉以轻心，要知道，按照历史逻辑的发展，1914会有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他决心在事态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前，先行抑制住英国的侵略野心。派遣张孝准入川，一方面是为了平定川乱，另一方面也有威慑西藏分裂势力的意图，在这样的情况下，蔡锷的地位便显得愈发重要了。(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梁启超极为感动，他知道蔡锷的难处，也知道这些轻松话之下，其实是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和思索，不然，刚才蔡锷低头不语干什么呢？如果是一味搪塞，或者敷衍了事，那完全就用不着思考，不假思索的回答才更符合逻辑。
“松坡，你的难处我是知道的，执政也是明白的，可是国家草创、百废待兴，要克服的困难还有许多，这番作为是苦了你了。”
云南之行，梁启超在蔡锷这个得意弟子的配合下，极为顺利，不仅有效沟通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让秦时竹对于西南的布置也放了心，在他看来，有了蔡锷和张孝准的“双保险”，西南的大局不难定夺，无论是贵州唐继尧还是广西陆荣廷，都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唯独西藏方面，中央也许还要费点力气。
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进军中央，掌握最高权力，自然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可从来都是“无限风光在险峰……”秦时竹做了临时执政并准备再接再厉担任最高元首时，原本只在北疆一隅而遇不到的西藏问题也随之而来。说句良心的话，秦时竹在民众当中有如此高的地位，护国战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强硬，但此一时彼一时，秦时竹在外蒙古上的良好表现，反过来也束缚住了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手脚——民众的期望值高了，希望他能够解决的更好，而且，西藏问题比蒙古问题更为棘手。
西藏自古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实行****的统治制度，这是一般人都公认的。但若是论起真正纳入中国版图来，西藏反而要迟于蒙古，是在元时期才真正内化为中国领土（看待历史要实事求是，就是这个时候也比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形成要早）。满族在入关前，已经和蒙古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可谓血浓于水，但和蒙古不大一样的是，西藏则是清朝得了天下后才进入大清版图的，对于中央政府的认同并不是很强烈。为了有效控制这一区域，清朝一方面实行尊崇黄教的政策（顺治和康熙帝都曾给达赖和班禅喇嘛优加封号），一方面又不直接干涉西藏政务以示优容。直到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才开始派员驻扎西藏，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此后，中央对于西藏的管理日趋严密，1727年(雍正五年)正式设驻藏正副大臣二人，分驻前后藏。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廷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有关藏内大小事务，均应禀明驻藏大臣办理，并规定了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整套制度。
但随着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后，西藏的局势开始复杂起来。英国殖民者在完成对印度的占领后，又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与印度毗邻的西藏。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印度这颗英国女皇皇冠上最耀眼明珠的地位不受损害，使西藏成为印度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次是掠夺西藏丰富的羊毛、皮革、矿产资源，推销印度茶叶和工业品，并通过西藏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为达此目的，英国先后发动了1888年和1903～1904年的两次侵藏战争，通过随后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1890)及续约(1893)、《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及《通商章程》(1908)，英国攫取了一批侵略权益，包括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自由通商、派驻官员、租赁房屋、领事裁判权等。（清一代，这等丧权辱国的条约比比皆是，西藏方面的条约其实远远算不上性质最恶劣的）
虽然英国处以强势（在国力上英国超过清朝，在地理上，新德里距离西藏比北京更近），但在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英国也不得不“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但帝国主义从来就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英国只是在寻找更有利的时机实现其侵占西藏的阴谋罢了。
英军两次侵藏战争，更兼沙俄也野心勃勃，窥视西北，使清廷感到西藏地位的危险，有识之士鉴于西藏地位的险要和情势的恶劣，主张在西藏进行改革，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1906年，张荫棠出任查办藏事大臣，拟定善后办法基十四条，主张在西藏练兵筹饷，革除苛政、振兴农工商业。次任驻藏大臣联豫也积极推行新政，设立督练公所、巡警局、电报局、学务局等新机构。在西藏改革的同时，清廷又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藏人聚居的四川西部进行以改土归流为中心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巩固边疆，无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改革往往带有民族歧视意味，不容易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同时又与西藏上层封建农奴主阶层的既得利益发生了矛盾，故而遭到他们的反对，清廷对于西藏的控制反而动摇起来。
英国两次侵藏后，为了消化侵略成果，也为了避免与沙俄的冲突，对西藏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政策”，更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分化，在西藏上层人物中扶植亲英势力。英国驻西藏的商务专员等人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挑拨汉藏关系，制造和扩大汉藏矛盾。客观上，随着藏印贸易的发展，西藏产生了一批靠垄断羊毛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的特权阶层，他们成为亲英派的主要人物。亲英派首领伦青夏札即因专靠羊毛贸易营私舞弊，曾被联豫下令抄没家产，更造成了对立。
双方势力此消彼长，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西藏的新政改革措施激起当地上层人物的激烈反对，他们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除呈请暂缓改革外，还煽动各地土司头人反对改革，并直接派藏军进攻川边三岩等地。在此情况下，清廷决定恢复鸦片战争后名存实亡的中央驻军西藏制度，派钟颖率川军入藏以加强控制。1910车2月，川军进入拉萨，在阻止川军入藏的企图失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于当日仓皇出逃，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请求英国保护。
局势向英国一边倾斜，清军虽然入藏，但西藏当地并未心服。在获悉达赖出逃后，英国方面却如获至宝，处处加以笼络。英印总督明托、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柏尔等人多次会见达赖，为他打气。不到两年，达赖与随员已完全倾向英国。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至西藏后，藏局果然开始再次动荡。先是驻藏清军因欠饷而军心浮动，军中会党分子乘机闹事，后是革命消息传来，有人以弃藏回川为号召煽动起事。1911年11月，郭元珍等人领导兵变，囚禁联豫，被钟颍击败，由于紧接着清廷退位，联豫称病休养，藏事由钟颍主持（1912年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其为驻藏办事长官）。但是，不久之后征讨波密大军于撤退途中闹事抢劫，接着与藏军发生纠纷，并波及江孜、日喀则等地。再后来，拉萨市内的汉藏冲突亦因驻军劫掠寺庙而激化（中央欠饷，驻军不得已而为之）。汉藏之间的冲突，本来就有根源，更加之清政府民族压迫，并没有多少可以奇怪的，但是英国如同嗅到了臭味的苍蝇，拼命要来横插一杠，在他们的怂恿和挑唆下，居然掀起了“西藏独立”的喧嚣。
卸任不久的英印总督与达赖密谈，让其派遣官员潜回西藏进行煽动，并由达赖的内侍达桑占东（亲英分子）负责具体组织军事叛乱，这家伙组织了一支一万多人的藏军，自任总司令，开始对江孜守军发起进攻，经过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调停”，当地驻军被迫交出枪枝弹药取道印度回国，随即，日喀则的驻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英国可是一贯拉偏架的老手）。扫荡外围完毕后，达桑占东又率领各路叛军围攻拉萨，与守军展开激战，由于械饷两缺，兼之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再加上英国方面上窜下跳，守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不得已只好接受了英国的“调停”，和藏军达成四点“议和条件”，将枪弹交出，经印度返回国内，只留下驻藏官员留驻拉萨，但随着驻藏军队陆陆续续撤出，远在印度的达赖喇嘛在英国的鼓动下，强令所有留藏官员也必须撤出拉萨，钟颍在失去军队护卫后，也只能被迫离开拉萨，到1913年2月，所有驻藏官员和军队都被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驱逐出境。
英国方面见阴谋得逞，迫不及待地将已经在印度流亡了两年多的达赖护送回藏有了英国人的支持保证，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更为猖狂。在城内，他们挑动民族仇恨，煽动要把汉人“驱逐净尽”。在藏边，藏军东进，切断川藏交通，到6月中旬，先后攻陷江卡、盐井、理塘等地。包围了察木多、康定等地。川边末被攻陷的县城，南路只有三个县，北路尚余八个县，由此直接威胁到川、滇两省的安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虽已明确宣告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但限于实力，根本无力干涉。袁世凯任总统后，面对当时的西藏局势，决定对藏政策是剿抚结合，先剿后抚。对袁世凯来说，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局势，打压国民党，只要不出动北洋军队而让川、滇两省出兵，既可免伤实力，又可削平藏乱，自然是件好事。
先是川督尹昌衡亲率川军前队二千五百人从成都出发，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领，收复河口、理塘，北路由刘瑞麟率领，解了察木多、巴塘之围。与此同时，蔡锷派遣的支队也收复了盐井等地，藏军人数虽多，但实力其实不强，基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在西藏内陆还可以依靠熟悉地形、有利环境而得到支持，到了川边失去这些依托后，就变成不堪一击。
川、滇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使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后台老板――英国终于忍耐不住了。它放弃了所谓“不干涉政策”，开始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朱尔典曾与袁世凯会谈，就中国迫切需要大借款这一困境来提醒袁注意，如果川军的进兵超出一定范围，英国政府就不会对中国提供任何进—步的援助，进而声称“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时用武力，或与友睦之办法必有巨碍”。
此后朱尔典又几次重提中国不得派兵入藏，不得改西藏为行省，否则所有责任惟中国是问，在这些威胁—时未见效而藏军在川、滇军兵锋之下不断败退的情况下，8月17日，英国方面正式向中国提交照会，声明五点：一、英政府不允中国干涉西藏内政；二、反对华官在藏擅夺行政权并不承认中国视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三、英国不允在西藏境内存留无限华兵；四、以上各节先行立约，英方将承认之意施于民国；五、暂时中藏经过印度之交通应视为断绝。英国的照会完全无视国际法堆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明日张胆的干涉。但是袁世凯政府迫切要求得到列强承认和借款，迫切希望镇压“二次革命”，不敢轻易与英决裂。秦时竹发动护国战争后，朱尔典变本加厉，更进一步威胁中国，如果中国政府不令川军停止西进，英国不仅不承认中国政府，而且将以实力助藏独立。
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有求于列强的袁世凯终于抗衡不住，致电尹昌衡、蔡锷，胡说什么“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当时，川、滇两军的形势还较为有利，但接到中央之命令，也只能服从，川、滇军基本停止于怒江一线。有人评论说：“战胜川军者，非藏兵也，英使朱尔典也。”
秦时竹上台后，从不同渠道得悉了这些消息，当时因为英国方面忙于其他更大的事务（与江南的冯国璋勾结），无暇要挟秦时竹做出更大的让步，才暂时地没有提到西藏事务，但秦时竹不敢掉以轻心，要知道，按照历史逻辑的发展，1914会有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他决心在事态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前，先行抑制住英国的侵略野心。派遣张孝准入川，一方面是为了平定川乱，另一方面也有威慑西藏分裂势力的意图，在这样的情况下，蔡锷的地位便显得愈发重要了。(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