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离岸平衡（4）
俄国公使露出将信将疑的眼神：“情报可靠么？如果消息有误，中国人无法按时交货，损失的不光是俄国，各国都一样。“
“消息可靠。”朱尔典叹了口气，“只是价格，我觉得没有多少回落的空间。”
“可以先和日本方面接洽……中国这边……”法国公使有点不太甘心情愿，但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我个人认为可以继续讨价还价，如此巨额的交易，不可能光听中国人的一面之词就定下来，况且，我们都还要向本国政府报告，中间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洋鬼子在一边紧锣密鼓，这边也没有闲着。随后召开的大本营会议上，宁武笑道：“1.8亿的东西，总统喊价5亿，这刀可真够厉害的。”
“没有总统这手段，北方实业如何能有今天的地位与实力？”唐绍仪半是调侃，半是恭维道，“现在水到渠成，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总统高瞻远瞩，一直以来谋划的方针，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空间。”
“别的姑且不论，我只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接下了这个单子，生产能力的表现如何？”秦时竹话锋一转，切入了正题，“我们自己的国防建设也面临异常繁重的任务，赚钱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影响自己的装备过程。”
“目前，各种后勤物资依托兵站体系，已经建立了足够20万人的储备——以后每个月还能以10-12万的速度递增，在明年可以达到15万以上，当然，前提是拨款足够。”宁武的话顿时将大家逗乐了。
何峰接茬道：“战车、飞机和重型武器的生产量能够按照国防规划满足换装需要，如果英法还需要进口，那么通过连轴转方式可以解决。关键是步兵和其他轻型武器生产，倘若满足了俄国10万人的需求，则我们剩余的生产能力不到3万，即便采取最高效率的生产体系，也只能保证5万人，按照国防规划，缺口还有37-40万左右，差不多需要1年时间才能完成整训，其次再能轮到扩充。”
“这个状态是危险的，国防军要在民国六年6月，最迟不超过当年12月做好战争准备，动员规模为3个集团军，27-30个师，50万左右，另外还要准备12-15个师的后备力量。而这一切，要求不能明显削弱国土防御力量。”
1916年6月，最迟不超过1916年12月做好战争准备？所有人都惊呆了，满打满算，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总统意欲何为？
“复生？”熊希龄听了半天不得要领，但看着众人都是若有所思而又不发言的模样，只好先提问题，“有关国防建设和规划，既然原先已经做过，自然是遵照执行，今年以来，国家经济形势大为好转，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可以满足这些需要，甚至于，基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再多拨付一些也是应该。但，总统所谓战争准备，而且规模如此之大，我便有些不明白？战争准备针对谁，为了什么？究竟有多少必要，我们希望总统能够阐述的更清楚一些。”
“今天召开大本营联席会议，主要目的一是总结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二是探讨当下的基本国策；三是针对未来的战略准备。”秦时竹站起身来，严肃地说道，“这三个方面，我事先已经要求四总部准备了方案，涉及最高机密，故而没有给予预先通知或者书面意见，请各位见谅……”
果然如此，秦时竹总是有出人意表的动作，熊希龄和唐绍仪眼光一碰，立即反应了过来——只怕当时硬生生结束中日冲突，除了发展经济的考虑，恐怕也有这个方面的战略动作，这是一个自我传承的逻辑体系。两人只是感叹，为什么秦时竹每次都能提前多看几个月甚至1-2年的战略走向呢？
将矛头直指俄国，没有一个人感觉意外，因为秦时竹已经不止一次在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放出风声过：“对毛子这笔账，早晚要算，连本带利都要拿回来。”秦时竹以降，凡是北疆系统出身，特别是东北出来的官员，无论文武，无论保守还是激进，都对俄国持有敌视态度，甚至还在日本之上。现在的这种战略表态，倒是再正常不过了。
“我们先听总统全面阐述一下对俄战略的思路。”唐绍仪笑道，“当年在奉天，除了东洋小鼻子，可没少吃俄国大鼻子的苦头，总统的愿望，一直也是我的夙愿。”
“对俄基于三个立场：第一，欧战爆发以来，俄国连连丧师失地，实力大受削弱，国力亦降低到日俄战争以来的最低点，我们经过几年建设，整军备战、扩充国防、发展经济，国力也非从前可比，实力此消彼长，是动手的好时机；第二，从战略态势来说，俄国目前重心全部放在欧战前线，东部，特别是和我国接壤的地块，防御实力微不足道，另外，由于国防军在对日冲突中取得了胜利，虽然不足以完全排除日本的干扰，但足以让日本对趁火打劫产生疑虑；第三，从战争机会上说，俄国目前矛盾重重，民众生活极端恶化，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一旦如此，则必将天下大乱，旧有统治秩序土崩瓦解，这既是我们出兵防止动乱扩散的缘由，也是我们进行旧债讨还的契机……”
虽然秦时竹再次以先知的口吻预示了俄国革命的前景，但在座的大员无一表示怀疑，众人可都是亲身从辛亥举事亲历过来的，知道一个国家民怨沸腾、内则生活困苦，外则丧权辱国是怎样的一个极端，俄国自欧战以来，局势每况愈下，说是在酝酿革命风暴，亦不算偏离过去经验。只是，如何对待革命，众人还有分歧。
唐绍仪道：“俄国爆发革命，我们是否要予以赞助？或者，与新政权保持友好关系，期望用谈判解决被割让国土和其他权益问题？”
“与俄国革命党、新政权打交道是必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把希望寄托在俄国革命党上面。他们首先是俄国人，其次才是革命党，我们从前为什么反对某些党派为了革命出卖国家利益？我们所反对的事情，俄国革命党应该也是反对的……所以，还是要做好一切准备。”
某些党派，当然是指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为了推翻清廷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往事，现在旧话重提，当然不是为了算老帐，而是为了能够提醒众人。
“如果事态真如复生所说的这样，我是完全赞同的，只是，不知道军费需要多少？大概会对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
“军费多少，暂时预算还做不出来，四总部要利用备战的这一年，加紧做好各类筹备，包括物资筹集、兵员调整、作战计划和军费预算，我个人估计，当在8~10亿华元间。对经济的冲击，具体可以分2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有利的，如果我们能够快速推进，分区占领目标地区，并且与俄国方面达成协定，那么不但能回收大块国土，获得国家资源，战争本身的消耗对于经济也将会有正向的回馈价值；另一个层面，则不太有利，如果不能快速解决俄国问题，一方面我们会受到国际压力，比如日本就会动另外的心思，另一方面也会拖累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秦时竹郑重说道，“我们从不打没把握的仗，要做的，在做好最坏打算的前提下，力争好的结果，避免坏的可能。”
“我有一点疑问，既然准备对俄开战，为什么这次60万人的装备物资，总统居然一口应承下来？会不会干扰我们自身的备战？赚钱自然是要紧，但是如果干扰自身备战，我建议还是忍痛割爱。”
“秉三兄的话不无道理，确实有这个方面的干扰，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为好。”秦时竹对众人解释了他的想法，“其一，以对俄出口为前提，我国军工企业全力以赴开战生产成为必然态势，不会给各国造成我们扩军备战的不良印象，有迷惑作用；其二，正如刚才所说的，对俄出口，大有利润，可以缓解我们因为资金短缺而造成的问题，我已基本答应四总部，对俄军械出口收益部分，全额归四总部支配，作为秘密预算，不经过国会，对俄物资出口收益部分，主要用于战后战区建设和军人抚恤费用；其三，俄国对军火物资需求极大，如果我们不能满足，别国会予以满足，那样，纯粹便宜了他国，退一万步说，即便他国无法满足俄国的需求，那么俄国就会实力大大萎缩，说不定会提前崩塌，那时候我们还没做好准备，俄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对我未必有利。”
俄尚未失其鹿，中国已在安排逐之。公元1915年7月9日，对俄行动“逐鹿”经大本营联席会议讨论通过，正式付诸立项实施。
“消息可靠。”朱尔典叹了口气，“只是价格，我觉得没有多少回落的空间。”
“可以先和日本方面接洽……中国这边……”法国公使有点不太甘心情愿，但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我个人认为可以继续讨价还价，如此巨额的交易，不可能光听中国人的一面之词就定下来，况且，我们都还要向本国政府报告，中间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洋鬼子在一边紧锣密鼓，这边也没有闲着。随后召开的大本营会议上，宁武笑道：“1.8亿的东西，总统喊价5亿，这刀可真够厉害的。”
“没有总统这手段，北方实业如何能有今天的地位与实力？”唐绍仪半是调侃，半是恭维道，“现在水到渠成，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总统高瞻远瞩，一直以来谋划的方针，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空间。”
“别的姑且不论，我只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接下了这个单子，生产能力的表现如何？”秦时竹话锋一转，切入了正题，“我们自己的国防建设也面临异常繁重的任务，赚钱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影响自己的装备过程。”
“目前，各种后勤物资依托兵站体系，已经建立了足够20万人的储备——以后每个月还能以10-12万的速度递增，在明年可以达到15万以上，当然，前提是拨款足够。”宁武的话顿时将大家逗乐了。
何峰接茬道：“战车、飞机和重型武器的生产量能够按照国防规划满足换装需要，如果英法还需要进口，那么通过连轴转方式可以解决。关键是步兵和其他轻型武器生产，倘若满足了俄国10万人的需求，则我们剩余的生产能力不到3万，即便采取最高效率的生产体系，也只能保证5万人，按照国防规划，缺口还有37-40万左右，差不多需要1年时间才能完成整训，其次再能轮到扩充。”
“这个状态是危险的，国防军要在民国六年6月，最迟不超过当年12月做好战争准备，动员规模为3个集团军，27-30个师，50万左右，另外还要准备12-15个师的后备力量。而这一切，要求不能明显削弱国土防御力量。”
1916年6月，最迟不超过1916年12月做好战争准备？所有人都惊呆了，满打满算，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总统意欲何为？
“复生？”熊希龄听了半天不得要领，但看着众人都是若有所思而又不发言的模样，只好先提问题，“有关国防建设和规划，既然原先已经做过，自然是遵照执行，今年以来，国家经济形势大为好转，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可以满足这些需要，甚至于，基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再多拨付一些也是应该。但，总统所谓战争准备，而且规模如此之大，我便有些不明白？战争准备针对谁，为了什么？究竟有多少必要，我们希望总统能够阐述的更清楚一些。”
“今天召开大本营联席会议，主要目的一是总结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二是探讨当下的基本国策；三是针对未来的战略准备。”秦时竹站起身来，严肃地说道，“这三个方面，我事先已经要求四总部准备了方案，涉及最高机密，故而没有给予预先通知或者书面意见，请各位见谅……”
果然如此，秦时竹总是有出人意表的动作，熊希龄和唐绍仪眼光一碰，立即反应了过来——只怕当时硬生生结束中日冲突，除了发展经济的考虑，恐怕也有这个方面的战略动作，这是一个自我传承的逻辑体系。两人只是感叹，为什么秦时竹每次都能提前多看几个月甚至1-2年的战略走向呢？
将矛头直指俄国，没有一个人感觉意外，因为秦时竹已经不止一次在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放出风声过：“对毛子这笔账，早晚要算，连本带利都要拿回来。”秦时竹以降，凡是北疆系统出身，特别是东北出来的官员，无论文武，无论保守还是激进，都对俄国持有敌视态度，甚至还在日本之上。现在的这种战略表态，倒是再正常不过了。
“我们先听总统全面阐述一下对俄战略的思路。”唐绍仪笑道，“当年在奉天，除了东洋小鼻子，可没少吃俄国大鼻子的苦头，总统的愿望，一直也是我的夙愿。”
“对俄基于三个立场：第一，欧战爆发以来，俄国连连丧师失地，实力大受削弱，国力亦降低到日俄战争以来的最低点，我们经过几年建设，整军备战、扩充国防、发展经济，国力也非从前可比，实力此消彼长，是动手的好时机；第二，从战略态势来说，俄国目前重心全部放在欧战前线，东部，特别是和我国接壤的地块，防御实力微不足道，另外，由于国防军在对日冲突中取得了胜利，虽然不足以完全排除日本的干扰，但足以让日本对趁火打劫产生疑虑；第三，从战争机会上说，俄国目前矛盾重重，民众生活极端恶化，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一旦如此，则必将天下大乱，旧有统治秩序土崩瓦解，这既是我们出兵防止动乱扩散的缘由，也是我们进行旧债讨还的契机……”
虽然秦时竹再次以先知的口吻预示了俄国革命的前景，但在座的大员无一表示怀疑，众人可都是亲身从辛亥举事亲历过来的，知道一个国家民怨沸腾、内则生活困苦，外则丧权辱国是怎样的一个极端，俄国自欧战以来，局势每况愈下，说是在酝酿革命风暴，亦不算偏离过去经验。只是，如何对待革命，众人还有分歧。
唐绍仪道：“俄国爆发革命，我们是否要予以赞助？或者，与新政权保持友好关系，期望用谈判解决被割让国土和其他权益问题？”
“与俄国革命党、新政权打交道是必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把希望寄托在俄国革命党上面。他们首先是俄国人，其次才是革命党，我们从前为什么反对某些党派为了革命出卖国家利益？我们所反对的事情，俄国革命党应该也是反对的……所以，还是要做好一切准备。”
某些党派，当然是指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为了推翻清廷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往事，现在旧话重提，当然不是为了算老帐，而是为了能够提醒众人。
“如果事态真如复生所说的这样，我是完全赞同的，只是，不知道军费需要多少？大概会对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
“军费多少，暂时预算还做不出来，四总部要利用备战的这一年，加紧做好各类筹备，包括物资筹集、兵员调整、作战计划和军费预算，我个人估计，当在8~10亿华元间。对经济的冲击，具体可以分2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有利的，如果我们能够快速推进，分区占领目标地区，并且与俄国方面达成协定，那么不但能回收大块国土，获得国家资源，战争本身的消耗对于经济也将会有正向的回馈价值；另一个层面，则不太有利，如果不能快速解决俄国问题，一方面我们会受到国际压力，比如日本就会动另外的心思，另一方面也会拖累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秦时竹郑重说道，“我们从不打没把握的仗，要做的，在做好最坏打算的前提下，力争好的结果，避免坏的可能。”
“我有一点疑问，既然准备对俄开战，为什么这次60万人的装备物资，总统居然一口应承下来？会不会干扰我们自身的备战？赚钱自然是要紧，但是如果干扰自身备战，我建议还是忍痛割爱。”
“秉三兄的话不无道理，确实有这个方面的干扰，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为好。”秦时竹对众人解释了他的想法，“其一，以对俄出口为前提，我国军工企业全力以赴开战生产成为必然态势，不会给各国造成我们扩军备战的不良印象，有迷惑作用；其二，正如刚才所说的，对俄出口，大有利润，可以缓解我们因为资金短缺而造成的问题，我已基本答应四总部，对俄军械出口收益部分，全额归四总部支配，作为秘密预算，不经过国会，对俄物资出口收益部分，主要用于战后战区建设和军人抚恤费用；其三，俄国对军火物资需求极大，如果我们不能满足，别国会予以满足，那样，纯粹便宜了他国，退一万步说，即便他国无法满足俄国的需求，那么俄国就会实力大大萎缩，说不定会提前崩塌，那时候我们还没做好准备，俄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对我未必有利。”
俄尚未失其鹿，中国已在安排逐之。公元1915年7月9日，对俄行动“逐鹿”经大本营联席会议讨论通过，正式付诸立项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