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饿他三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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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想把自己变成欧美人,最大障碍恐怕来自肠胃。如果不是从小就被西餐训练,老大不小的时候再来舍豆腐而就奶酪,舍姜葱河蟹而就半熟牛排,大概都如临苦刑。世界各地唐人街的众多中国餐馆,就是这一饮食传统的顽强证明。因此,全球文明一体化的问题可以在餐桌以外的地方大谈特谈,但只要到了腹空时刻,即便是身着洋装满口洋腔的黄皮白心“香蕉人”,大多还是流中国口水,打中国食嗝,大快朵颐地与欧美人差着和异着——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并不能说,每个人的肠胃都是民族主义的。或者至少不可以说,这种肠胃民族主义有什么绝对和永恒。我常常冒出一个念头,想做一个极为简单的文化试验:随便捉来一个什么人,饿他三天以后会怎么样?对于一个饿得眼珠子发绿的人来说,奶酪之于中国人,豆腐之于欧美人,味道会不会有些变化?饮食的文化特性在这家伙身上还能撑多久?
  结论也许不言自明:一阵疯狂的狼吞虎咽之下,豆腐奶酪都化约为几乎无味的热量,如此而已。所谓饥不择食,也就是饥不辨味,饥不辨文化也。在逼近某种生理极限的时候,比如在人差点要饿死的时候,曾经鲜明和伟大过的文化特性也会淡化、隐退甚至完全流失。
  这么说,文化差异只是饱食者的事,与饥饿者没多少关系。它可以被吃饱喝足了的人真实地感受、品味、思考、辩论乃至学术起来,可以生发出车载斗量的巨著和五花八门的流派,但一旦碰上饥饿,就不得不大打折扣。换句话说,人吃饱了就活得很文化,饿慌了就活得很自然;吃饱了就活得很差异,饿慌了就活得很共同,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一般来说,我既是文化的多元主义者,也是文化的普遍主义者,取何种态度,常取决于我面对一个什么样的谈话者,比方看对方是不是一个刚刚吃过早餐的人。
  其实,文化差异也只是成年人的事:他们可以折腾东方式的家族主义,或者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但幼儿们抹鼻涕抢皮球玩泥巴,无论黑毛黄毛白毛全一个德性。文化差异也只是健康者的事:他们可以折腾东方人的经验主义,或者西方人的公理主义,但一旦患上肺癌之类,彼此之间同病相怜乃至同病相契,病榻上的一声声呻吟断无什么民族痕迹。当然,文化差异更是安全者的事:醉拳与棒球的区别也好,儒家与基督的区别也好,华夏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区别也好,统统以论说者们好端端活着为前提。设想这些人遇上了大地震或大空难,遇上了凶匪悍盗的剿杀,在要命的生死关头,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更多还是共同性更多?他们表现出来的逃窜或者奋战,表现出来的怯懦或者勇敢,能挂到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标签之下?能成为哪一个民族国家的专利?难道中国人视勇敢为荣,而西方人就偏偏视勇敢为耻?难道中国人想活,而西方人就偏偏想死?
  即便他们在逃窜或奋战的时候,有的显棒球遗风,有的显醉拳余韵,即便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在生死关头还所剩有几,但在活不活命的问题上,还能不能“多元”?如果无法“多元”,那么使生命得以保存和延续的一切观念、意识、制度、精神是否更能呈现共同的品质?或者这一切观念、意识、制度、精神都不应摆上文化讨论的桌面?
  命之不存,文化焉附。人都只有一条命,都只有一个脑袋一个生殖器以及手足四肢,而这一切无论中西并无二致。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不会差异到哪里去的。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民族的词典里,婴儿呼叫母亲的语言都是一个样:mama。这种婴儿全球主义和吃奶世界主义当然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这正如“勇敢”一类美德而不是“懦弱”一类丑态,在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里都受到肯定和敬重,没有什么差异可言。
  在另一方面,人当然也有种族和性别的生理所属,还离不开阶级、行业、社区、国家、地理、历史的种种生存环境,而这一切从古至今都殊分有异,由此产生的文化实在共同不到哪里去的。特别是在远离饥饿、远离绝症、远离危险、远离童稚或垂暮等半动物状态的时候,就是说,在远离某种生理自然极限的时候,人们完全可以活得各行其是各得其所,所谓文化正是在这个问题的有效域才得以多元,才得以五彩缤纷百花齐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样差异就可以怎样差异,要怎样冲突就可以怎样冲突,冒出一百个亨廷顿或一百个萨义德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
  只是不要忘了,参与文化讨论的高人们不要忘了:任何命题都面临有效域的边界,比方我们很难受得了三天饥饿——这是我们谈论文化特性时的重要边界。
  漠视这一类边界,任何真知都是谬误。
  1998年5月
  *最初发表于1998年《芙蓉》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已译成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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