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 对外扩散（五）
“我等在高丽最赚钱的是铅矿，听说国内对蓄电池的需求大增，铅不愁卖。其次就是铜矿，也不愁卖。铁矿基本赚不到钱，却好开采。积少成多吧……”
“人民币在高丽发行的很顺利，在高丽主要城镇都设了银行网点。高丽人对人民币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的粮价比高丽低很多，原本以为高丽这穷地方粮价低。没想到用人民币计价，高丽当地粮价比我们国内高出去几倍。怪不得这地方穷，吃饭都吃不起啊！”
……
在视察途中见到很多，回到汉城，严复总算能把各部门大量汇报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虽然严复还是有很多地方并不理解，例如严复暂时没搞明白为何高丽这穷地方的粮价比中国高出去几倍。既然挣得少，自然是买不起粮食。按照道理，粮价在这种局面下会越来越便宜，而不是越来越高。
对这个疑问，新任汉城银行与平壤银行实质上的总行长谷大河答道：“高丽地主的粮食不能对日本出售，那个什么大院君又要当地地主们按量交粮。高丽地主只能把粮食价格抬高。他们又不是我们民朝，民朝正要全面废除农业税，粮食自然是卖的越多赚的越多。你把价钱抬高，谁肯买你的粮食。”
这个解释虽然有些过于简单，内在的逻辑关系稍显高深，严复倒也听明白了。他对谷大河有些佩服，这家伙以前是某个省的银行高层，这次奉命一起到高丽来。严复出去视察，谷大河留在汉城交接任务。没想到他对高丽的看法已经如此深入了。
“高丽的社会矛盾怎么样？”严复询问了谷大河这个根本性问题。
“多少年没见过私有土地，我也不知道高丽的局面到了何等地步。”谷大河答得率直。
民朝搞土地国有政策，在建国之初挟百战之威，均分土地使用权又满足了人民对土地的渴望。不过之后的这些年中，韦泽可没有满足于这些。土地国有化的伟大意义每年都在宣传，“耕者有其田”的另一面就是“不耕者无地”，韦泽毫不留情的指出了这个问题。
任何明确理念十年二十年的宣传下去，总是能洗脑般的给大家深刻印象。至少民朝上层已经很清楚，土地只是一种生产资料，再也没有了小农时代可以当做财富的功能。谁敢推动以土地私有买卖来牟利，那就等着被韦都督砍头吧。
所以谷大河的回答虽然让大家觉得有些类似推脱责任，却很奇妙的有种说服力。以民朝的标准的确不容易判断高丽这种体制下的危机问题。
谷大河却没有一味的推脱，他继续说道：“高丽人一旦用了人民币，有了我们建设的银行体系，他们的劳动价值终于有了一种稳定的衡量标准。只要有这样的衡量标准，他们的日子就不会太难过。”
“这是为什么？”袁慰亭急忙问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银行和国家民生的关系，之前的银行负责人从来不会进行此类的沟通，终于来自京城的大人物肯说这些道理，袁慰亭是绝不会放过的。
“有了一个能够稳定衡量劳动力的等价交换物，就有了统一标准。高丽人以后不用考虑怎么用他们手里的东西进行易物贸易，更不用考虑用手里的东西交换金银之类的财富货币。只要让他们有了能够挣人民币的途径，他们就能够用人民币买到他们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一切关系都变得简单了，加上提供产品的来源又不再限于高丽，他们的日子自然不会难过。”谷大河解释着。
没等袁慰亭再说什么，谷大河继续说道：“不过按照咱们国内的经验，高丽的手工业者的日子可不会好过。”
说这话的时候谷大河语气里面有些愤愤，这倒不是他对高丽人有什么意见，而是让谷大河想起了自己的经历。身为央行行长王明山的妹夫，谷大河本来是前途似锦，至少大家和他自己都认为会前程似锦。可是谷大河偏偏卷进了省里向银行借款的问题，钱收不回来，眼瞅着就要大难临头。好在王明山也没有真的抛弃自己的妹夫，一纸调令就把谷大河送到了高丽这鬼地方。暂时不用考虑去为根本收不回来的债务烦恼。
痛定思痛，谷大河觉得根据他受到的培训，民朝省里的局面颇为类似高丽的局面，省里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搞起了封建时代的那套。不过是把原本的小农经济手工业规模扩大了很多倍而已。若是真的只有小农的手工作坊的规模，破产之后大概还能去出卖劳动力当个无产者。省里工厂投资甚大，更是欠了一屁股的债务，想破产而不能。
且不论谷大河的情绪发源点，这番话还是有真知灼见。一众人忍不住微微点头，对于高级金融人才的分析颇为佩服。
大概的基本情况稍微汇总理顺了一番，严复开始针对他自己的工作做了表态，“这个会开的很好，倒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让同志们知道了我们在面对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要提的是内部的民主讨论制度。当然，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民主，和高丽人无关。”
这话在办事处上层会议中引发了一阵笑声，在所有人看来这简直是废话，高丽人和中国人没什么共同基础。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此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过多考虑。
面对这种轻松的反应，严复神色镇定，“在我们办事处这个体系内部，我们是不是要讲民主呢？我们和高丽人之间没民主可讲，不过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要对高丽人无所不用其极呢？”
韦泽给严复的指示中强调了这两个内容，既然现在民朝把全世界其他国家统统消灭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开始尝试确立底线也就变得有必要了。
“我出身海军，跟着舰队到过很多地方。那些地方的百姓们对于外来的殖民者们并不是没有反抗。高丽不久前就有过激烈反抗，反抗的对象之一还是他们几千年的邻居日本。都督有令，我们在高丽谋取的是中国的利益，所以横征暴敛并非我们的选择。我们就算是要聚敛，也聚敛的是高丽的劳动力。”严复认真的说道。
一众人里面基本没几个能听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能听明白的也不想立刻发言。严复最后说道：“都督的意思我也未必完全明白，所以这就需要通过咱们内部的讨论、学习，一点点的领会都督的意思。所以我以党委书记的名义提出要求，以后驻高丽办公室的组织体系要建立，要强化。这个不是讨论，这个是命令！”
不等其他人说话，袁慰亭和王士珍几乎同时说道：“我们服从组织的命令！”
李鸿章用稍显复杂的眼神看着立刻靠拢组织的袁慰亭和王士珍，心里面一阵翻腾。
“人民币在高丽发行的很顺利，在高丽主要城镇都设了银行网点。高丽人对人民币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的粮价比高丽低很多，原本以为高丽这穷地方粮价低。没想到用人民币计价，高丽当地粮价比我们国内高出去几倍。怪不得这地方穷，吃饭都吃不起啊！”
……
在视察途中见到很多，回到汉城，严复总算能把各部门大量汇报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虽然严复还是有很多地方并不理解，例如严复暂时没搞明白为何高丽这穷地方的粮价比中国高出去几倍。既然挣得少，自然是买不起粮食。按照道理，粮价在这种局面下会越来越便宜，而不是越来越高。
对这个疑问，新任汉城银行与平壤银行实质上的总行长谷大河答道：“高丽地主的粮食不能对日本出售，那个什么大院君又要当地地主们按量交粮。高丽地主只能把粮食价格抬高。他们又不是我们民朝，民朝正要全面废除农业税，粮食自然是卖的越多赚的越多。你把价钱抬高，谁肯买你的粮食。”
这个解释虽然有些过于简单，内在的逻辑关系稍显高深，严复倒也听明白了。他对谷大河有些佩服，这家伙以前是某个省的银行高层，这次奉命一起到高丽来。严复出去视察，谷大河留在汉城交接任务。没想到他对高丽的看法已经如此深入了。
“高丽的社会矛盾怎么样？”严复询问了谷大河这个根本性问题。
“多少年没见过私有土地，我也不知道高丽的局面到了何等地步。”谷大河答得率直。
民朝搞土地国有政策，在建国之初挟百战之威，均分土地使用权又满足了人民对土地的渴望。不过之后的这些年中，韦泽可没有满足于这些。土地国有化的伟大意义每年都在宣传，“耕者有其田”的另一面就是“不耕者无地”，韦泽毫不留情的指出了这个问题。
任何明确理念十年二十年的宣传下去，总是能洗脑般的给大家深刻印象。至少民朝上层已经很清楚，土地只是一种生产资料，再也没有了小农时代可以当做财富的功能。谁敢推动以土地私有买卖来牟利，那就等着被韦都督砍头吧。
所以谷大河的回答虽然让大家觉得有些类似推脱责任，却很奇妙的有种说服力。以民朝的标准的确不容易判断高丽这种体制下的危机问题。
谷大河却没有一味的推脱，他继续说道：“高丽人一旦用了人民币，有了我们建设的银行体系，他们的劳动价值终于有了一种稳定的衡量标准。只要有这样的衡量标准，他们的日子就不会太难过。”
“这是为什么？”袁慰亭急忙问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银行和国家民生的关系，之前的银行负责人从来不会进行此类的沟通，终于来自京城的大人物肯说这些道理，袁慰亭是绝不会放过的。
“有了一个能够稳定衡量劳动力的等价交换物，就有了统一标准。高丽人以后不用考虑怎么用他们手里的东西进行易物贸易，更不用考虑用手里的东西交换金银之类的财富货币。只要让他们有了能够挣人民币的途径，他们就能够用人民币买到他们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一切关系都变得简单了，加上提供产品的来源又不再限于高丽，他们的日子自然不会难过。”谷大河解释着。
没等袁慰亭再说什么，谷大河继续说道：“不过按照咱们国内的经验，高丽的手工业者的日子可不会好过。”
说这话的时候谷大河语气里面有些愤愤，这倒不是他对高丽人有什么意见，而是让谷大河想起了自己的经历。身为央行行长王明山的妹夫，谷大河本来是前途似锦，至少大家和他自己都认为会前程似锦。可是谷大河偏偏卷进了省里向银行借款的问题，钱收不回来，眼瞅着就要大难临头。好在王明山也没有真的抛弃自己的妹夫，一纸调令就把谷大河送到了高丽这鬼地方。暂时不用考虑去为根本收不回来的债务烦恼。
痛定思痛，谷大河觉得根据他受到的培训，民朝省里的局面颇为类似高丽的局面，省里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搞起了封建时代的那套。不过是把原本的小农经济手工业规模扩大了很多倍而已。若是真的只有小农的手工作坊的规模，破产之后大概还能去出卖劳动力当个无产者。省里工厂投资甚大，更是欠了一屁股的债务，想破产而不能。
且不论谷大河的情绪发源点，这番话还是有真知灼见。一众人忍不住微微点头，对于高级金融人才的分析颇为佩服。
大概的基本情况稍微汇总理顺了一番，严复开始针对他自己的工作做了表态，“这个会开的很好，倒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让同志们知道了我们在面对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要提的是内部的民主讨论制度。当然，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民主，和高丽人无关。”
这话在办事处上层会议中引发了一阵笑声，在所有人看来这简直是废话，高丽人和中国人没什么共同基础。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此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过多考虑。
面对这种轻松的反应，严复神色镇定，“在我们办事处这个体系内部，我们是不是要讲民主呢？我们和高丽人之间没民主可讲，不过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要对高丽人无所不用其极呢？”
韦泽给严复的指示中强调了这两个内容，既然现在民朝把全世界其他国家统统消灭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开始尝试确立底线也就变得有必要了。
“我出身海军，跟着舰队到过很多地方。那些地方的百姓们对于外来的殖民者们并不是没有反抗。高丽不久前就有过激烈反抗，反抗的对象之一还是他们几千年的邻居日本。都督有令，我们在高丽谋取的是中国的利益，所以横征暴敛并非我们的选择。我们就算是要聚敛，也聚敛的是高丽的劳动力。”严复认真的说道。
一众人里面基本没几个能听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能听明白的也不想立刻发言。严复最后说道：“都督的意思我也未必完全明白，所以这就需要通过咱们内部的讨论、学习，一点点的领会都督的意思。所以我以党委书记的名义提出要求，以后驻高丽办公室的组织体系要建立，要强化。这个不是讨论，这个是命令！”
不等其他人说话，袁慰亭和王士珍几乎同时说道：“我们服从组织的命令！”
李鸿章用稍显复杂的眼神看着立刻靠拢组织的袁慰亭和王士珍，心里面一阵翻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