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 捉襟见肘
秦朝的商人地位比较低下不假，但秦朝对商人的经商行为也管理的并不是太严格，只不过税收比较高。
看见商人有利可图，治粟内史很快也下发通知，凡是制作销售一架脱粒机，必须上缴税金十钱或者税粮三十斤，而且专门安排税吏在工坊蹲点计数，一架十钱一架三十斤，一个工坊最忙碌的时候一天竟然能够销售三五十架出去，折合粮食就是十多石，虽然看似不多，但整个咸阳内史府范围内足有十多万户农民，渭河平原一马平川麦浪翻滚，粮田数百万亩，如果算一户一架脱粒机，就足足能够多征收数万石粮食，当然，这是最好的展望，但即便是只有一半农户有脱粒机需求，这个数字也非常可观。
而消息传出去之后，周边的汉中、三川、河东诸郡也开始对脱粒机工坊征税，这些税收上去就算地方收入了，归当地郡府支配，因此各个郡县的官员都很有兴趣，越发卖力的大力推广脱粒机。
因此朝堂之上这两天也闹腾的比较厉害，匠作少府、治粟内史和内史府的三个最大的boss每天都在秦始皇面前吵吵嚷嚷，要求将这部分税粮划拨到自己名下。
匠作少府的理由很简单，这脱粒机是下面郡县的工匠发明呈报上来的，技术归匠作少府，而制造脱粒机的工坊匠工也归匠作少府统一管辖，因此必须让给自己。
治粟内史的理由更加充分了，自己管制全国钱粮税收的调配和预算，这是正规税收，当然应该归自己管。
内史府自然也理由充足，咸阳周边诸县都是内史府管辖范围，商人所开的工坊必须归自己管辖，税收自然也归内史府调配，至于别的郡县太远管不着就算了。
脱粒机工坊的兴起是一个新的行业，和以前的工坊都不一样，比如以前的陶麻铜铁盐等工坊和行业早已有了定制，都有明确的法律条令划分管辖，大家都争不起来，但这个税收是个新品种，而且还没归属权，可以争一下，毕竟手中有钱有粮才好办事。
如今大秦鼓励生育，鼓励农业生产，鼓励盐铁生产，鼓励工匠创新农具，但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前些年年年打仗，要供养大量的兵卒，眼下又要供应大量的修建驰道直道和长城的民夫役卒，粮食不够吃，因此加大了粮税的征收力度，但毕竟粮食事关全国农民的死活，征的太多老百姓吃不饱饿死了就会造成粮食减产，但不收也不行，那么多民夫和降卒每天还得供应两顿饭食，这几乎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恶性循环，因此偌大一个大秦帝国，粮食到处捉襟见肘，朝堂之上的三公九卿各个部门都感觉自己缺粮，已经缺的眼睛都绿了。
工程要按时完工，民夫役卒就得吃饱，要鼓励工匠发明创造就得发放奖励，没有钱粮口说无凭就是个屁，加上军卒立下战功，按照勋爵还要免除许多田税，这个法令已经几十年了，但到如今几乎没怎么兑现，立功的军卒空有赏爵而没有直接的好处，导致军卒也怨气很大，如果长此下去就会导致军心不稳，这是个极大的隐患。
反正吵来吵去最后的症结所在就是缺粮食。
而这个脱粒机如果全国推广开来，贫穷农户可能买不起，但那些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户还是买得起，一石粮换来十多天的抢收时间，完全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不然遇上灾害天气，辛苦一年的收成都会泡汤，所以在收割粮食的节骨眼上，时间就等同于生命，有粮就活，没粮就饿死，因为朝廷要收的税粮是一粒都不能少，少了就会被抓去服役，然后基本上就一去不回，粮田抛荒一年，即便是活着回来，第二年的税还是交不上，这也是一个恶心循环，实在逼急了，就只有拖家带口跑到山里面当山匪靠打劫过日子。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三个部门吵吵了几天之后，就连郎中令、廷尉和典客三府的主官也忍不住了，跳出来要求分一杯羹，因为这三个部门都属于按照定制拨给钱粮的衙门，但下面张嘴吃饭的太多了，下属的许多官员的官秩根本就发不够，许多已经欠账多年了，怨气更大。
就比如郎中令，下属有一大票各种级别的大夫和郎官、谒者，这些属官大多数都是大秦公卿官僚的后辈，在里面挂一个郎官头衔作为候补官员等待出仕，虽然没有正规的职务，但品级在，因此官秩必须要照常发放，一个都是几百石，而且一个个都来头不小，该发的不能少，发慢了还要闹腾，而且还光吃饭不干活儿，完全就是后世泡一杯茶在衙门混一天的混混公务员一个级别，就比如被虞无涯阉掉的赵柘，此前就是户郎，根本连衙门在哪儿都不知道，整天斗鸡遛狗喝酒赌博玩女人，已经快混成神仙了。
看着朝堂之上吵吵嚷嚷，跪坐在龙塌上的秦始皇气势威严脸色平静，并没有半分的不满和生气。
大秦在他手中一统华夏，如今他要雄心勃勃的把大秦打造成一个万世不朽的铜铁江山，然后遗传万代，如果再能找到长生不老之药，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大秦势必国力强盛，那时兵强马壮足以横扫中国周边蛮族震慑天下，盛世可期也！
作为华夏千古第一帝王，秦始皇算得上是雄才大略。
但在治国之上，他并无太多良策。
最受他器重的法家门徒李斯，贵为左相统御全国官员，总揽政务，推行严苛法令限制农民的经营活动，大力开垦粮田种植粮食，但几年下来，全国的粮食供应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而且鼓励生育之后吃饭的人口也逐渐增多，加上大修道路、水利和长城，粮食甚至开始捉襟见肘。
俗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朝廷需要囤积更多的粮食才能将各项计划顺利推行下去，而收税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但要想在这种已经快到农民承受极限的临界边缘再加上一种税收项目，直接就会导致大量农民破产。
因此朝廷迫切需要增加新的税收来源，从商人手中想办法就是可行之举，反正商人不种粮食不事生产。
眼下脱粒机工坊的税收虽然只有几万石，但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信号和开端，脱粒机会从那些富裕的农户手中换来税粮，但对穷人并没有太多影响，这是一种平衡，一种朝廷、商人和农民都自然认可的平衡，没有任何的强迫措施，买得起就买，买不起还是用古老的方法继续收割。
看见商人有利可图，治粟内史很快也下发通知，凡是制作销售一架脱粒机，必须上缴税金十钱或者税粮三十斤，而且专门安排税吏在工坊蹲点计数，一架十钱一架三十斤，一个工坊最忙碌的时候一天竟然能够销售三五十架出去，折合粮食就是十多石，虽然看似不多，但整个咸阳内史府范围内足有十多万户农民，渭河平原一马平川麦浪翻滚，粮田数百万亩，如果算一户一架脱粒机，就足足能够多征收数万石粮食，当然，这是最好的展望，但即便是只有一半农户有脱粒机需求，这个数字也非常可观。
而消息传出去之后，周边的汉中、三川、河东诸郡也开始对脱粒机工坊征税，这些税收上去就算地方收入了，归当地郡府支配，因此各个郡县的官员都很有兴趣，越发卖力的大力推广脱粒机。
因此朝堂之上这两天也闹腾的比较厉害，匠作少府、治粟内史和内史府的三个最大的boss每天都在秦始皇面前吵吵嚷嚷，要求将这部分税粮划拨到自己名下。
匠作少府的理由很简单，这脱粒机是下面郡县的工匠发明呈报上来的，技术归匠作少府，而制造脱粒机的工坊匠工也归匠作少府统一管辖，因此必须让给自己。
治粟内史的理由更加充分了，自己管制全国钱粮税收的调配和预算，这是正规税收，当然应该归自己管。
内史府自然也理由充足，咸阳周边诸县都是内史府管辖范围，商人所开的工坊必须归自己管辖，税收自然也归内史府调配，至于别的郡县太远管不着就算了。
脱粒机工坊的兴起是一个新的行业，和以前的工坊都不一样，比如以前的陶麻铜铁盐等工坊和行业早已有了定制，都有明确的法律条令划分管辖，大家都争不起来，但这个税收是个新品种，而且还没归属权，可以争一下，毕竟手中有钱有粮才好办事。
如今大秦鼓励生育，鼓励农业生产，鼓励盐铁生产，鼓励工匠创新农具，但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前些年年年打仗，要供养大量的兵卒，眼下又要供应大量的修建驰道直道和长城的民夫役卒，粮食不够吃，因此加大了粮税的征收力度，但毕竟粮食事关全国农民的死活，征的太多老百姓吃不饱饿死了就会造成粮食减产，但不收也不行，那么多民夫和降卒每天还得供应两顿饭食，这几乎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恶性循环，因此偌大一个大秦帝国，粮食到处捉襟见肘，朝堂之上的三公九卿各个部门都感觉自己缺粮，已经缺的眼睛都绿了。
工程要按时完工，民夫役卒就得吃饱，要鼓励工匠发明创造就得发放奖励，没有钱粮口说无凭就是个屁，加上军卒立下战功，按照勋爵还要免除许多田税，这个法令已经几十年了，但到如今几乎没怎么兑现，立功的军卒空有赏爵而没有直接的好处，导致军卒也怨气很大，如果长此下去就会导致军心不稳，这是个极大的隐患。
反正吵来吵去最后的症结所在就是缺粮食。
而这个脱粒机如果全国推广开来，贫穷农户可能买不起，但那些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户还是买得起，一石粮换来十多天的抢收时间，完全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不然遇上灾害天气，辛苦一年的收成都会泡汤，所以在收割粮食的节骨眼上，时间就等同于生命，有粮就活，没粮就饿死，因为朝廷要收的税粮是一粒都不能少，少了就会被抓去服役，然后基本上就一去不回，粮田抛荒一年，即便是活着回来，第二年的税还是交不上，这也是一个恶心循环，实在逼急了，就只有拖家带口跑到山里面当山匪靠打劫过日子。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三个部门吵吵了几天之后，就连郎中令、廷尉和典客三府的主官也忍不住了，跳出来要求分一杯羹，因为这三个部门都属于按照定制拨给钱粮的衙门，但下面张嘴吃饭的太多了，下属的许多官员的官秩根本就发不够，许多已经欠账多年了，怨气更大。
就比如郎中令，下属有一大票各种级别的大夫和郎官、谒者，这些属官大多数都是大秦公卿官僚的后辈，在里面挂一个郎官头衔作为候补官员等待出仕，虽然没有正规的职务，但品级在，因此官秩必须要照常发放，一个都是几百石，而且一个个都来头不小，该发的不能少，发慢了还要闹腾，而且还光吃饭不干活儿，完全就是后世泡一杯茶在衙门混一天的混混公务员一个级别，就比如被虞无涯阉掉的赵柘，此前就是户郎，根本连衙门在哪儿都不知道，整天斗鸡遛狗喝酒赌博玩女人，已经快混成神仙了。
看着朝堂之上吵吵嚷嚷，跪坐在龙塌上的秦始皇气势威严脸色平静，并没有半分的不满和生气。
大秦在他手中一统华夏，如今他要雄心勃勃的把大秦打造成一个万世不朽的铜铁江山，然后遗传万代，如果再能找到长生不老之药，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大秦势必国力强盛，那时兵强马壮足以横扫中国周边蛮族震慑天下，盛世可期也！
作为华夏千古第一帝王，秦始皇算得上是雄才大略。
但在治国之上，他并无太多良策。
最受他器重的法家门徒李斯，贵为左相统御全国官员，总揽政务，推行严苛法令限制农民的经营活动，大力开垦粮田种植粮食，但几年下来，全国的粮食供应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而且鼓励生育之后吃饭的人口也逐渐增多，加上大修道路、水利和长城，粮食甚至开始捉襟见肘。
俗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朝廷需要囤积更多的粮食才能将各项计划顺利推行下去，而收税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但要想在这种已经快到农民承受极限的临界边缘再加上一种税收项目，直接就会导致大量农民破产。
因此朝廷迫切需要增加新的税收来源，从商人手中想办法就是可行之举，反正商人不种粮食不事生产。
眼下脱粒机工坊的税收虽然只有几万石，但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信号和开端，脱粒机会从那些富裕的农户手中换来税粮，但对穷人并没有太多影响，这是一种平衡，一种朝廷、商人和农民都自然认可的平衡，没有任何的强迫措施，买得起就买，买不起还是用古老的方法继续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