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汉之国 第18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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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两人离去。王宵猎道:“丁进在嵩山一带,本来是遮蔽我们的北路,隔开我们与金军。现在看来,反而挡住了我们与河东义军的联系。”
  陈与义道:“不如趁此机会,吞并了丁进。免得许多麻烦。”
  王宵猎摇了摇头:“最近我们合并了李都统所部,纵然让李都统做了副手,还是有诸多闲话。若再吞并丁进,闲话太多。最少一两年,不做这个打算。”
  陈求道道:“薛成回来,说河东义军真正拣选有战斗力的部队,最多一万多人。可他们自称,动不动就说几万,甚至有敢说几十万的。按他们自己说的,全部加起来怕不有五十多万。人数浮滥,我们支援他们,有许多不便。是不是——”
  王宵猎摆了摆手:“河东义军的生存状态,就不可能有太多的脱产士卒。薛成说一万多人,只是凭印象说,要经过整编之后才有。实际脱产的,能有几千人就不错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义军大多位于太原府之南,正当两京地区侧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有他们在,几年之内,金人无法统治河东路。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他们多少人,我们也无法养起来。只能把汝州余粮尽量多运些去,接济他们青黄不接的时候。汝州没有河流与襄、邓地区相通,粮草运不过来,正好支援河东路。”
  汝州与邓州间有方城山阻隔,河道不通。太宗时候,曾经想挖渠越过方城山,沟通南北,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最后失败。直到近千年后,才修通运河,还是不能通航。这个年代没有水路,运送粮食非常不划算。不是战争这种不计成本的情况下,不会贩运粮食。
  王宵猎所说的支援河东度军,就是用汝州运不出来的粮草,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接济他们。两地相隔太远,王宵猎力量有限,不可能把他们全养起来。
  陈求道和陈与义现在很少插手军队事务,此事并不多谈,只是提了几句。
  王宵猎道:“看看进入四月,麦子都长起来了。用不了两个月,就到了收割的季节。我听说附近州县的百姓,许多都要收了麦子之后种稻。他们来不来得及?”
  陈求道道:“不容易。大家习惯了种一季粮食,换成两季,自然手忙脚乱。”
  陈与义道:“听说江淮喜欢收了麦子种稻,一年收两季,甚是富足。北方收麦的时候,南方江浙地区的百姓无事。便坐船北上,帮那里收麦。这些人帮忙收麦子并不要钱,只是要一半麦子。”
  王宵猎笑道:“要一半麦子,工钱可不便宜。朝廷收税,向来只收一季。许多百姓眼里,这季麦子是白得的,工钱给的阔气。不过还有一点,说明收麦的时间非常短,实在忙不过来。”
  后世的人习惯了一年两熟或者两年三熟,麦子与玉米、麦子与水稻、水稻与油菜等等连作的事情非常平常。但在历史上,直到宋朝才大规模出现稻麦两季,到南宋初还只限于江淮地区。至于南方的两季稻、三季稻,出现得更晚。这个时候想种,也没有合适的稻种,而且土地并不紧张。
  此时的人愿意稻麦连作,主要的原因不是地少,而是只收一季的税。如果收稻税,麦子就相当于免税白得的。如果收麦税,稻子就免税了。
  感叹了一会,王宵猎问道:“我们设有农官,专门指导百姓种粮,听说成绩不少。去年治下的几州粮食产量如何?一亩地,如果种麦能产多少?种稻能产多少?”
  陈求道道:“依我们统计,若只是种一季,襄阳这里一亩水稻亩产两石八斗,麦子一石五斗。邓州稍低一些,稻子少两斗,麦子差不多。其他地区也多是如此。只有唐州、汝州两地,麦可收一石八斗。”
  王宵猎点了点头。道:“我一直担心,一亩收三斗税粮太多了。按这样的产量来看,百姓还可以剩下不少粮食。还要多想办法,让百姓农活做得更快,更省力。”
  水稻的亩产高,但用的人力也多。王宵猎的治下,基本按一户四十亩控制治下的土地。如果少地的农民多了,就打击豪强地主。农民大多有地,就相对宽松。其实若是种水稻,一户四十亩地是种不过来的。按去年的统计,一户五口之家,三十亩地就非常吃力。不是特别勤劳的人家,根本种不过来。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一户二十亩到二十五亩之间。如果种麦,大约三十五亩。
  陈求道道:“襄邓之间人口一直不稠密,许多地荒废已久。镇抚免了一切杂税,这两年百姓尝到了甜头,人人都要多种粮,多卖钱。仅仅两年功夫,稻麦连作就流行起来。”
  王宵猎叹了口气:“谷贱伤农。粮食收得多了,粮价必然降下来。这不是好事。从今年起,到收获的季节,官府出一个最低的价钱。收了税粮之后,如果粮价低于这个最低价钱,由官府收购。虽然可能官府要亏一些钱,对百姓总是有好处。”
  这是前世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对于稳定农村秩序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虽然官方会多花钱,但总的来算是值得的。这种办法,也是向农村投放货币的手段,刺激农民消费。
  王宵猎的感觉,此时社会上非常缺乏货币。只要官方手段合适,注意不要引起通货膨胀,印纸币会是巨大财富。随着经济发展,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只是随着货币投放,要保证社会上的商品充足,不能让百姓拿着钱买不到东西。
  第430章 让农民先富起来
  用镰刀,一个人一天可以割多少亩麦子?正常情况下,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收割一亩到一点五亩之间,很少人能割到两亩。不过那是后世,麦子产量高,种得也密了。哪怕农药化肥少的时候,有水灌溉,亩产也可以达到六七百斤。这个年代的亩产不到三分之一,割的速度快得多。
  王宵猎前世,没有见过亩产两三百斤的麦田什么样子。以为所有的麦田都密密麻麻,成熟时风吹来如同金色的波浪涌动。其实麦子亩产五六百斤,田中就会非常稀疏。亩产一二百斤,成熟时麦田看上去稀稀拉拉。不但稀,而且麦穗也小。
  电视电影中古代的农田,基本都不会有这种效果。种植方式变了,品种变了,田地的样子自然也变了。每到麦稻成熟的季节,王宵猎会到地里去看。总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大家都在说丰收,可在王宵猎的眼里,地里的情况实在是可怜。
  这个年代,一个成年男丁,一天可以割两到三亩麦子。一户种三十亩,夫妻二人上阵,基本可以在十天之内收割完成。襄阳、邓州一带的气候,不耽误再种一季晚稻。越过方城山,到汝州河南府,种两季时间就不允许了。没有合适的种子,抢种抢收时间也太短。
  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多地方的麦子亩产不足百斤。贫瘠的地方,甚至只有四五十斤。比现在襄阳的亩产还低得多。晚清民国不是正常的年份,不能够作为古代的一般情况。那时候很少修水利设施,缺少肥料,还受到进口面粉冲击。实际上建国之后,五十代的产量,可以视作古代一般情况。全国平均大约是水稻亩产三百斤左右,小麦一百斤左右。这是全国平均值,除去特别贫瘠的土地,一般土地肥沃的地方要高一些。大约水稻亩产不超过五百斤,小麦的亩产不超过三百斤。
  襄阳邓州一带土地肥沃,而且不缺水,这个年代种的又都是好地,亩产是比较高的。水稻亩产可以超过两石五斗,达到三百斤以上。小麦超过一石五斗,接近二百斤。
  在心里默算了一遍。王宵猎叹道:“农民种地真是辛苦。辛辛苦苦一年,一亩地不过收两三石。真算起来,又值什么钱?除了农忙,农民其实还有许多农闲的时间。官府要想想办法,不要总想着农民一闲下来就征役,让他们做事情。而应该想着,农民闲下来,怎么让他们赚些钱。”
  陈再道笑道:“镇抚,一亩地收两三石,就是好年景了。我们一亩收税三斗,没有其他赋税,哪怕平一亩收两石,百姓也可以过上好日子。”
  王宵猎道:“就算一亩地余两石粮,也不过一贯钱。种三十亩地,三十贯钱而已。三十贯钱能够买什么?在襄阳城里,好的酒家,不够全家吃一顿。”
  这个年代铜钱的购买力,王宵猎与前世进行比较,觉得一个铜钱只值五毛钱左右。一百文钱买一斤羊肉,哪怕算省陌,七十七文钱一斤。如果一文钱相当于五毛,那羊肉价格就大约是四十块钱。虽然不能完全吻和,相差不多了。其他东西价格大多如此。比如馄饨大多地方十文一碗,相当于后世五块钱。没有数量级的差距,大致能够反应生活状况。
  按一文铜钱相当于后世五毛钱,三十足贯大约是后世一万五千块钱。农民在家只种粮食,后世也得十几亩地才能赚到这么多。跨越一千年,农民的处境其实没太大变化。
  农民要想有钱,不能只靠种地。千年后如此,这个时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只靠种地农民赚的钱与此相比有了数量级的差距,说明社会出了问题。
  沉吟一会。王宵猎道:“要想让农民手里有钱,不能只靠种地,要别想办法。让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不能闲着,而能赚到钱。我是这样想的。农村除了现在常见的牛社、渠社等等,供销社要想办法,办起其他赚钱的社来。比如芦苇多的,可以办席社,做席子卖。柳树多的地方可以办编织社,卖柳编制品。各地因地制宜,利用当地土地,办些赚钱的社。产品由供销社负责,帮他们卖出去。”
  听了这话,陈求道与陈与义不由张大了嘴巴。活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什么样子是农民的幸福生活?生活无忧无虑,醉后鼓腹而歌,活在这世间逍遥得意。王宵猎的说法,竟然认为农民吃饱穿暖还不够,还要有钱?
  见两人的样子,王宵猎道:“钱是什么?二位不要只以为钱是世间腌臜物,束缚人。还要认识到钱能买东西,让卖东西的人能够活下去。除了穿衣吃饭,人还有很多事做。不是农民,就要靠着农民手里的钱,买他们的东西,这些人才能存活。有了这些人,整个社会也就活跃起来,也就富裕起来。”
  见陈求道与陈与义只是微笑,并不说话,王宵猎暗暗叹了口气。
  这种事情,一时之间是说不明白的。社会财富怎么产生,怎么分配,是一门大学问。对这门学问的研究,这个时代刚刚萌芽,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了。
  前世学历史和政治,必然讲到资本主义初起的时候,英国的圈地运动。由此引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新兴的工业获得充足的劳动力,都会驱赶农民进工厂。从历史上来说,这没有错,欧洲国家就是这样做的。但从人类发展来说,这不是必然。
  工业要发展,必须要有市场。初起的时候市场从哪里来?欧洲国家当时面临特殊的情况,大航海把全世界都发展成了他们的市场。没有大航海呢?市场首先是国家的自耕农。
  只有先让农民有钱,提供了市场,才能引导工业发展。而要想让农民有钱,除了充足的土地,先进的生产工具,更要有其他副业。农业是保证国家稳定的,从根本上说,不能让种地的农民太有钱。种粮食变得太有钱了,就意味着生活成本高了,也就压缩了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
  没有大航海带来的广阔市场,应该发展农村,先让农民富起来。富起来的农民,可以为工业提供广阔的市场。有了市场,才能带动工业发展。充足的劳动力,并不一定要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让他们一无所有,只能进入工厂做工。还可以工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吸引农民进入工厂。
  历史上除了欧洲,完成工业化的还有美国。美国有广阔的土地,有丰富的资源。但初起的时候并没有海外的广阔市场,反而受到欧洲国家压制。但美国有国内市场,能够支撑其完成工业化。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很长时间也面临各种样的问题。加入世贸之后,有了广阔的世界市场,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没有驱赶农民,而是保证了农村土地的稳定。相反从土地上驱赶农民的南美,却创造了大量贫民窟,看不见工业化的前景。
  在这个时代,要想实现工业化,哪怕是开个头,都必须先让农民富起来。他们有了钱,才会买各种工业用品,才能提供工业的市场。
  第431章 理论与实践
  太阳高高挂在天上,洒下温暖的阳光。花坛边的一丛月季已经开放,引得各种蝴蝶飞舞。
  不知不觉,夏天悄悄地来了。寒意已经褪去,暖风吹拂,一天比一开热了。
  王宵猎觉得有些无趣。自己想的很多,能够被人理解的很少。有时候,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孤独的行者。只有一个行进的方向,没有朋友,没有伙伴。
  这个时候是危险的。思想不坚定的人,会慢慢消磨掉信念,和光同尘。人们说,这是被生活磨掉了棱角,变得一天天圆滑起来,也就成熟了。还有的人变得暴躁起来,觉得世上没有一个知己。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
  对王宵猎来说,作为一支队伍的首领,他不能失掉自己的信念,不能变得圆滑。他要永远保持自己尖锐的棱角,还不能让人讨厌。还不能自视清高,独立于世俗之外。不管这个世界是清是浊,不管世人是醉是醒,他都要在红尘之中浮沉,一直保持清醒的认识。
  过了许久,王宵猎道:“这两三年,军队整编,民政也有重要的工作要做。这个时候,金虏如狼似虎,随时南犯,一切要以战争为核心。说得明白些,经济发展了,社会前进了,要能够为战争提供更多的钱粮,提供更多的将士。我把这些说成是战争潜力的增加,战争动员能力也要跟上。”
  陈求道看了看陈与义,道:“镇抚,恕我直言。这一切皆有成法,只要我们认真做事,不扰民,自然一切都会好起来。如发生战争,当然就有更多的钱粮,更多的将士。如果经常生事,使百姓不能够得到休息,又怎么会好起来呢?”
  看着陈求道和陈与义,王宵猎道:“不生事,与民休息,确实对。不过,这个与民休息,是让百姓休息呢,还是官吏休息?不生事,不是不做事,更加不是懒政!参议,不能像从前一样了。看这河山,半壁沦丧;看这天下,人民被驱逐如鸡犬!不足十年,中原户口减半,千里无人烟!做为执政者,如何面对天下苍生!如果我们不能奋起,外驱逐金虏,内抚育百姓,安定天下,这官做得安稳吗?”
  见陈求道与陈与义一起低头,面有惭愧之色。王宵猎突然笑了:“天下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有自己的道理。到底哪个道理对,说是说不清楚的。作为官员,我们要明白,从唐季到五代,这个天下已经变了。朱温白马驿杀三十余朝中大臣,天下门阀从此一扫而空。现在的天下,不再是门阀贵族的天下了。天下变了,治理天下的方法当然也要变。经前许多事情朝廷不管,自有门阀贵族来管。现在朝廷不管,就只能喂大地方豪强。难道我们指望地方豪强出钱出粮,支持朝廷对金作战?”
  陈求道道:“镇抚说的有道理。只是该如何做,大多官员都茫然。”
  王宵猎道:“我说几条大的原则,细节你们斟酌。一是官吏。对官吏的要求我有两条。一是给他们的薪俸要丰厚,要能够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不管怎么说,不管是官还是吏,都是从民间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优秀的人才不该穷困潦倒。第二监察要严,一定不能流于形式,放任他们政事中上下其手。”
  前世有一种说法,叫高薪养廉。王宵猎现在的要求,有些类似于此,但又不是。严格来说,高薪是养不了廉的。官员廉洁与否,与收入有关系,但不取决于收入。便如宋朝的宰相,收入足够高了,贪污的多的是。要让官员廉洁,最主要的是监察。监察不严,或者有罪不惩,高薪也养不了廉。
  王宵猎强调官吏收入要高,不是为了养廉,而是为了保证官吏都是优秀的人才。说到底,优秀的人才就应该有较高的收入,要有较好的生活。让他们衣食无忧,才能安心做事。要官员廉洁,主要的手段是监察。比以前更严、更广的监察,一旦查出来问题,官吏必受惩处。
  前世有一种说法。欧美国家的制度好,随便选个人上去,甚至一条狗去做官,国家也能够治理得井井有条。历史已经说明,这种说法就是扯淡。不能够选出优秀的人才治理国家,当官禀政,整个国家都会沉沦。优秀的制度,首先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其次是官员的监督。选拔和监督做不好,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不出问题。政治出问题,国家怎么可能井井有条?
  与此相通的,还有一种说法。国家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越多,人治越少,国家越进步。政治是人的政治,既需要法治,也需要人治。要法治排斥人治,无非是把一部分的国家权力,从官员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的人手里。实际上一个国家既需要法治,也需要人治,两者不可偏废。
  正常的国家政治,首先应该用各种手段,包括高薪,优厚的待遇,吸引优秀人才做官。其次要有强大而严密的监察,对官员进行监督。两者缺一不可。正常的政治,既要有法治,对官员进行约束。也要有人治,官员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被制度束缚。同样缺一不可。
  王宵猎道:“有了优秀的官吏,还要正确做事。优秀的人才按照正确的方法,才能把事情办好。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坦白讲,明确列出一二三,只许这样做,不许那样做,肯定不是正确的方法。对于做事来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应该以理论为实践中的指导,列出计划,指导去做。在实际做事的过程中,理论必然不是完全正确,计划不是完全能执行。此时以实践中的经验为根本,对计划修改,对理论进行修正。如此不断反复,一件事情才能真正完成。等到完成了,修正之后的理论可能与列计划时的理论有天地之别,完全不同。没有关系,不同就不同,理论本来就是用来修正的。”
  说到这里,王宵猎暗暗叹了口气。自己这种说法,在有些人眼里,就成了修正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种理论那种理论,在某段时间曾热闹无比。这是人类文明在探索自己的路,并不稀奇。这些理论是对历史的总结,对未来的展望。每个理论中或多或少都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对于不同的文明,或许这个理论里对这个文明正确的地方更多,而那个理论对另一个文明正确的地方多一些。
  作为文明,必须明白一点。从其他文明借鉴来的理论,必须与自己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批判地吸收其有益的成分,扬弃其不适合的部分。
  人类的发展是一场实践,而不是理论的再现。理论的作用,是实践中,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并对实践进行一定的指导。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人群,甚至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实践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经过实践修正后的理论,也可能不同。
  在前世,王宵猎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个时候,思想上像是小学毕业出村的孩子。觉得自己有了知识,能够进更高级的学校学习,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东西难住自己?到了现在,王宵猎只想说,那时我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当鸦片战争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在茫然的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不但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也学习社会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取得很大成果的同时,却总是缺少尖端成果。哪怕是有华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是作为外国人的时候取得的。
  为什么?说法有很多,王宵猎觉得都不对。但让自己说,又觉得说不上来。
  现在却明白,说不上来是对的。能够说清楚的,都是不对的。
  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个问题,不只是民族自尊心,其实对文明,不只是中国文明,而是对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有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的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太辉煌了。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文明与中国比历史,都有不如。如此灿烂的文明,怎么就落后到了那种程度?
  这种落后,不可能是由一个原因造成的。是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系统性的落后。如果要追根溯源,必须从宋朝开始。为什么军事上不行了?为什么外战失败?为什么被异族统治?
  被异族统治,绝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无关紧要,而是会拖累整个文明的进程。宋朝被灭一次,明朝又被灭一次,对中国文明造成的损害,后人还是大大低估了。
  蒸汽机不是中国人发明,工业革命不先在中国发生,有什么关系?只要喜欢学习,善于学习,又能够落后多少呢?中国落后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国不学习了。
  中国人一向善于学习,从不惮于改变自己。最早的时候,中国人席地而坐,宽袍大袖。从赵武灵王开始,就胡服骑射。到了宋朝,席地而坐的习惯已经很少,箭袖服装非常普遍。中国文明落后保守的印象,是怎么形成的?是哪个时候哪个原因起了主要作用?
  想到这里,王宵猎抬头看着天上的太阳,微微眯起了眼睛。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说明白。
  第432章 量变到质变
  看王宵猎坐在那里,抬头看着天,微眯眼睛,一动不动。陈求道看了看陈与义,微微摇了摇头。
  最近这些日子,王宵猎经常这样出神。说着说着,就不知道想哪里去了,让人很无奈。
  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提出来了多少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但又不都不对。惟一被实践证明了正确的,是跟原有理论大不相同的教员思想。
  教员思想怎么来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前世的时候,王宵猎以为最重要的是前面的马列主义,现在明白,最重要的是后面的实践。
  中国为什么落后?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甚至说这是吃人的礼教。有人说是中国传统没有科学的思想,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政治的成熟,压制了新思想的产生。各种各样的说法,五花八门什么角度都有。有的让人深思,有的让人发笑。
  当年我走出自己生长的小村子,也曾经这样……
  现在王宵猎的眼里,这些说法都是小学生初见世面的呓语。不要说分析问题,指导实践,就连讨论的价值都没有。他们的价值,是在合适的时间,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不能建立新世界。当旧世界被打破了,应该生长出来的,是在废墟中涅槃重生的中国新文明。
  教员曾经说,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实践证明,教员太乐观了。
  猛地回过神来,王宵猎见陈求道与陈与义都奇怪地看着自己。笑着道:“不好意思,刚才想起了其他的事情,分神了。——刚才想起,《道德经》卷首,便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句话,实在蕴含了大道理。”
  陈求道道:“老子乃古时之圣人,其言自有深意。”
  “不,不,不!”王宵猎连连摇头。“我对经典的态度,是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对了的就是对了,错了的就是错了。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应该看得更远,懂得更多,不能一直重复前人的知识。我提起这句话,是说老子对世界的态度。”
  见陈求道和陈与义二人不明白,王宵猎又道:“老子讲道,又讲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讲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千年之后,我不敢妄说。而是讲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人能不能认识世界?以前的人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其实看《道德经》,对老子来说,还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人能够认识世界,但不能完全认识世界。认识是不完全的,根据这些认识来的概念、定义,甚至整个组织架构,就必然不完善。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都不能反映真实的世界。更通俗地说,比如名家所提出的坚白可分否?实际上不可分。分子之后,坚和白就成了人认识自然知识的产物,而不再是真正的坚白的石头了。”
  看陈求道和陈与义一副茫然的样子,王宵猎笑着挥了挥手:“好了,不讲这些无聊的话题了。我是说所有的理论,不管是圣人说的,还是愚夫说的,其实都不能真正反映世界。依据这些理论,我们也无法真正指导人类的实践。一切的理论,都不是绝对的真理。理论只有与实践结合起来,经过了实践,接受了检验,才能真正成为理论。这个经过了检验的理论,指导下一步的实践,又会是不正确的,必须经过新的实践进行检验。换一句话说,理论被实践修正,但永远不能完美地指导实践。”
  见陈求道和陈与义相视苦笑,王宵猎接着道:“你们一时间不明白我说什么不要紧,以后事情做的多了,自然就明白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对于我们很重要。不只是认识,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做事情的方法。明白了这个关系,也就明白了工作中应该怎么对待实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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