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
该寺中的栖灵塔是当地名胜，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高九层，其势巍峨，挑破云层，最主要的，据说里面供有佛骨，所以每每吸引香客们前来参观。李白游扬州，曾登此塔，并留下一首《秋日登扬州栖灵塔》：“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鸟拂琼帘度，霞连绣拱张。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黄。玉毫如可见，于此照迷方。”除李白外，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也曾登此唐朝第一塔，赋诗以赞。
只说刘隐之。正当他在塔下转悠，肩膀被拍了一下，一回头，是怀信，后者说：“还记得我们曾在海上相见吗？”
刘隐之猛地想起他在明州旅舍做的那个奇怪的梦。正在疑惑间，怀信把他拉入禅房，随后进行了一番秘谈。
又过了几天，栖灵塔失火。寺众大惊，只有怀信躲在人群中，露出微笑。
很快，“会昌法难”开始，大明寺也被拆除。显然，在这个故事中，怀信已预测到朝廷将要大规模灭佛毁寺，于是施法术，护送镇寺之塔越海而渡，将其隐藏起来；而在外人看来，该塔像是失火而毁。
当然，这件事除了怀信外，在整个唐朝，只有刘隐之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记载了一则关于该塔的异象：“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这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事，难道预示了多年后怀信将该塔渡海转移的秘闻？
武宗死后，宣宗皇帝即位，恢复佛教，栖灵塔再一次屹立于人们面前：它是被人重新修建，还是被神奇的怀信渡海抱回的呢？
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当然与他的个人爱好有关。他是一个虔诚的道教爱好者，宠信道士赵归真，而后者一直以大力抨击佛教为己任。
其次，为的是解决唐朝的财政问题。因寺院僧人众多，又纳奴婢，田产更巨，却不纳税，致使政府的经济出现大缺口。
此外，还有一则传闻：武宗之所以灭佛毁寺，是为了搜捕他的叔叔光王李忱（后来即位的宣宗皇帝）。当时，武宗对这位在史上以大智若愚著称的叔叔心有顾虑，几欲谋害，在其逼迫下，李忱剃度为僧，隐藏于寺院中。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凶煞迷羊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上的党争是经常出现的。其中，绵延时间最长也最为知名的是中晚唐时的“牛李党争”。
牛党领袖是大臣李宗闵，而非后人通常所说的《玄怪录》作者、宰相牛僧孺。李党领袖是李德裕。以前的说法是，牛党代表了新兴的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庶族阶层，李党代表了自东汉以来一直掌握大权的世家贵族（李德裕来自唐朝七大高门之一的赵郡李氏）。
我告诉你，这完全是胡说。因为牛党那边同样有很多具有世族高门背景的人，甚至在数量上不比李党这边少。至于有人认为“李德裕无党”，也是不靠谱的。
“牛李党争”起源于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
在那次考试中，作为应考者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大论朝政，并对当朝的执政者提出批评。这时的宰相是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亲。这事搞得李吉甫很不舒服。更不舒服的是，主考官杨於陵等人认为牛僧孺、李宗闵的文章写得很好。
于是，李吉甫哭诉于宪宗面前，并指责主考官徇私舞弊。宪宗立马将杨於陵等人贬官，作为新科进士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没被朝廷录用，而到外地做了地方幕僚。后来，有人认为李吉甫做得有点过了，便反诉于宪宗面前，于是没多久，李吉甫也被打发到南方为官了。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始。
到十三年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又发生了一起科考案。
这一次，点燃导火索的是《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的父亲段文昌。文昌为朝廷重臣，平素喜欢古董字画，与其交好的杨某就送给段不少字画，为的是自己能金榜题名。当然，段文昌跟杨某平时也是有交情的。段文昌随后找到主考官礼部侍郎钱徽，递过去一个条子，叫他关照一下杨某。这时递条子的还有刚刚写出“锄禾日当午”的大臣李绅。
没想到，钱徽没买段文昌和李绅的账，最后录取了跟自己私交不错的大臣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人。而李、杨刚好是这次考试的副考官。
名单下来后，段文昌暴怒不已。
此时，他正要去蜀地做剑南西川节度使。走之前，他联合了李绅、元稹（皇帝喜欢的诗人兼翰林学士，与李宗闵有过节），以及刚刚步入仕途的李德裕（翰林学士），在皇帝那里告了一状。穆宗也很生气，下诏叫白居易等人复试新科进士。经重新考试，李宗闵的女婿等人全部被刷下。
段文昌带着儿子段成式心满意得地去四川上任了，但朝廷上从此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段文昌队伍中的青年李德裕，很快变成这一派的领袖。念念不忘元和三年事件的德裕，他一出手，就显示出打击政敌时的冷酷无情。事件发生后，李宗闵被贬到外地为官，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牛党得势时，尽驱李党到外地；李党得势时，又会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
到唐文宗大和年间，两党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除白居易（牛党骨干的亲戚，被李德裕视为牛党外围人物，而终生不喜欢白居易）等少数几人外，中晚唐的几乎所有重臣和诗人都卷入了“牛李党争”。
前面说过，虽叫“牛李党争”，但实际上牛党的头号领袖不是牛僧孺，而是李宗闵，所以叫“二李党争”更为适合。关于“二李”的关系，唐人笔记《幽闲鼓吹》曾有一段记载，大意是：
李德裕在扬州为官，李宗闵在湖州为官，两人针锋相对。李宗闵被调往东都洛阳出任新官，李德裕感到不安，修书向李宗闵示好。但后者不接受，在去洛阳的路上，特意绕过必经之地扬州，而不跟李德裕见面。但没多久，李德裕任命为宰相，过洛阳，李宗闵同样感到不安，给李德裕写信，表示想见一面。李德裕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之间，倒也没什么太大的怨恨。不过呢，见面同样也没更充足的理由。”
按另一种传说，李德裕和李宗闵之所以水火不容，跟李宗闵忌惮李德裕的铁腕与能力有关。李宗闵做宰相时，李德裕正担任兵部尚书。有一天，京兆尹杜悰去拜访李宗闵，看到李愁眉不展。
杜悰：“想啥呢？这么专心！”
李宗闵：“你猜。”
杜悰：“又在想李德裕了吧。”
李宗闵：“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不融洽了，实际上就从没有融洽过。”
杜悰：“我有个主意，但你肯定不会采用。那就是，推荐他做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被唐人看重，相当于副宰相。
李宗闵思忖良久，最后答应了。于是，杜悰跑到李德裕那里，把李宗闵打算推荐他做御史大夫的事讲明，李德裕喜不自禁。但后来，牛党要员杨虞卿知道了这件事，断然否决了这个提议。李德裕得知后大怒，从此“二李”老死不相往来。
李德裕跟牛僧孺的关系同样形同水火。
当时，出现了一篇叫《周秦行纪》的志怪，以牛僧孺第一人称自述的口吻，讲述其在德宗贞元年间进士落榜后返回故里途中夜入汉文帝母薄太后庙的离奇遭遇：“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
在庙里，作为死鬼的薄太后又叫来了一批死鬼作陪，其中包括“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的戚夫人﹑“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的王昭君、“纤腰修眸，仪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的杨贵妃、“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的绿珠等人，甚至还有当朝皇帝的妃子。
宴饮中，薄太后问：“今天子是谁？”
牛僧孺答：“今皇帝为先帝长子（德宗）。”
杨贵妃大笑：“沈婆儿做天子也？大奇！”（德宗的母亲沈后即传说中的江南女子沈珍珠，“安史之乱”中失踪。）
酒酣之后，薄太后问：“牛秀才远道而来，今晚谁人陪寝？”
戚夫人率先起身，说：“家里孩子还小，我可不行。”
绿珠也婉拒。
薄太后看了看杨贵妃，表示贵妃为先帝妃子，陪睡也不合适。最后，盯住王昭君，说：“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大意是，你王昭君远嫁塞北匈奴，又嫁给两任单于，身份相对寒微，就没推脱的理由了。
王昭君羞愧不已。
就这样，王昭君陪牛僧孺睡了一宿。
据说，这篇志怪是李德裕的一位叫韦瓘的门生写的，用以打击政敌牛僧孺。
有人曾拿着这篇志怪告牛僧孺的状，文宗皇帝看后大笑，说：“牛僧孺安敢称先皇后为沈婆？此定是他人冒名所作，嫁祸于人。”
文宗皇帝还是很明白事理的。
不管这篇志怪是不是出于李德裕的门生，或者说是不是李德裕授意而作，都说明当时牛李两党争斗之激烈。除朋党难，原因之一是满朝重臣，不是牛党就是李党；之二是两党背后都有专权宦官的支持。
虽然李德裕的形象更为正面（较之于牛党成员，在反对藩镇割据、强硬对待回鹘以及反控宦官方面更有力），但实际上他跟宦官也保持着密切来往。当时，有宦官到地方监军的惯例。李德裕跟这些监军宦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那些宦官期满回京后，即可直接向皇帝推荐李德裕。唐武宗时，李德裕被召回长安做宰相，基本上用的就是这个手段。
武宗时代，李德裕备受恩宠，做了六年宰相，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李宗闵最后死在湖南贬所，牛僧孺也被赶到遥远的地方。
李德裕为相的岁月，施政风格刚健有力，满朝清明肃然。但同时，由于出身世家高门，他的贵族做派又非常突出，以奢华为例，按《独异志》记载：“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也就是说，李德裕每喝一杯羹，价值三万钱，而且羹汤是用当时稀有的珠玉、雄黄、朱砂等煎熬，熬到第三次后，这些珍贵的药材就扔到地沟里。可以设想，连李德裕家的地沟也充满了宝物。
李德裕又好收藏古董，最喜怪石奇木，“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他在洛阳郊野修建的别墅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六年海州送到。’……”
但是，武宗一死，李德裕的境遇马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唐宣宗以皇太叔的身份继位，由于深深厌恶前任武宗皇帝（宣宗为亲王时，韬光养晦，装傻充愣。作为侄子的武宗，每每侮辱他。又传，曾一度意图谋害他），把这种厌恶也转到李德裕身上。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事必躬亲的宣宗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强势的宰相每天在自己眼前晃悠，代他处理政事。
李德裕太孤傲严肃了，太不怒自威了，这叫宣宗深深地忌惮。每次上朝，看到李德裕，宣宗往往“寒毛倒竖”。这样的君臣关系算是没法处了。宣宗继位没多久，李德裕就被打发到东都洛阳，虽然丢了宰相之位，却还不算被贬官。尽管如此，李德裕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曾向一善于预测的僧人问吉凶之事，僧人指出李近期将有灾难，会被贬到更遥远的南方，且南行之期月内即见分晓。
李德裕郁闷，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相信。
“不相信？那这样，我们做个实验。”僧人说着，一指地下，“此地下埋有一石盒。”
李德裕立即叫人挖掘，果得一石盒。李德裕大惊，问：“贬至南方既然不可免，那么我想问一句，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僧人道：“还有这个机会。”
僧人又道：“您这一生，应吃一万头羊。到现在为止，您已吃了九千五百头。也就是说，以后还有吃五百头羊的日子，官位未绝。”
李德裕长叹一声：“法师真乃神人！宪宗皇帝元和十三年，我在北都太原为张弘靖宰相的部下，曾梦见自己行于晋山，那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羊群，有牧羊人告诉我，这满山之羊是我平生所吃之羊。这个奇异的梦被我隐藏数十年，一直未向他人说过，而现在看来，正中禅师之言！”
尽管很悲伤，但李德裕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因为如那僧人之言，自己还有吃五百头羊的机会，即使每天都吃羊肉，吃完这五百头羊，也需要十年。也就是说，自己还能显贵十年。以自己现在的年纪而言，十年足矣！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没过几天，振武节度使米暨派人来到洛阳，为表达对李德裕的尊敬，专门一次性地送来五百头羊作为礼物。
李德裕望着庭院里的群羊，一时说不出话来。
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阴骘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宣室志》）
李德裕将此事告诉那僧人，僧人摇头叹息：“一万头羊已够数了，看来您被贬之后，不能回还了。”
李德裕说：“我不吃这些羊还不行吗？”
僧人说：“羊已到了您眼前，吃不吃都已属于您了。”
李德裕神色戚然，陷入长久的沉默。在他为宰相的时代，对内抑制住中唐以来嚣张的宦官势力，对外采取强硬手段削平藩镇，并成功打击、威慑了回纥、吐蕃以及南诏。他特别勤政，每日出入宫闱，与武宗商讨军国大事，名诗《长安秋夜》即是这种生活的写照：“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但现在皇帝换成了宣宗，他失宠了。
收到那令人压抑、恐怖的五百头羊后，没过几天，李德裕就接到朝廷命令：被贬荆南。随后，又被贬为潮州司马。还没到潮州，又贬为崖州司户。崖州，即现在的海南三亚。可以想象唐朝时那里有多么荒蛮。
南方路迢迢。
在赴贬所的路上，过一条险恶的河流时，李德裕身上携带的白龙皮、暖金带、壁尘簪等无价之宝不慎落入了水中。他长叹一声，所谓富贵，也许真的被上天收回了。他并不伤痛失去宝物本身，而只是慨叹无常的命运。
“牛李党争”的半个世纪里，两派人物被贬到外地是常事。尽管有僧人的断言，但李德裕此前还是相信自己有一天能重返长安，就是返回洛阳也行啊。但现在，跟随自己多年的宝物失去了，是不是预示着自己永远失去了北归的机会？
远贬崖州后，李德裕写有无限伤感的《登崖州城》：“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他再也没有机会北返中原了。大唐帝国的最后一位铁腕宰相孤独地死在了海那边，中国自东汉中期开始的门阀士族时代至此也落下了大幕。那是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
弑君时代
晚唐宣宗皇帝李忱，在位十三年，后代史官将其比喻为“小太宗”。通常的说法是，他即位后，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在对吐蕃的战争中，也取得了难得的胜利。这一时期朝廷清明，各地藩镇也不敢妄动。而且，他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干政的传统。总的看上去，也确实如此。
但有一点被遮蔽了。
正史记载，宣宗因服用道家丹药而去世。但实际上，这位登基后就以彻底追查害死父皇宪宗的宦官集团为己任的大唐天子，同样死于宦官之手。而且，宦官在害死宣宗后，向朝臣称皇帝“食用金丹”而崩。元和十五年，杀死宪宗的宦官，也用了同样的口径。宣宗这一悲剧性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过了文宗时代的“甘露之变”。
这一切又从何说起呢？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唐武宗死，其叔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改年号为“大中”。
关于宣宗的时代，在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的开头有所提及：“唐大中十三年，皇帝昏庸，朝廷腐败，民间涌现不少反官府的组织，其中以飞刀门的势力最大……”这样的描述自然可以一笑而过。因为宣宗是唐朝历史上最后一位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虽有固执之处，但整体上非常不错了，皇帝本人不但勤政，且甚为节俭，体恤民情，最爱微服私访，往往日暮时才回皇宫。对此，晚唐五代尉迟偓所著《中朝故事》多有记载。
当时，大臣劝谏：“陛下啊，您不适宜频频外出！”
宣宗回答：“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
唐宣宗有此作为，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宪宗皇帝的儿子，是穆宗皇帝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和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也就是说，宣宗继位前，他的哥哥和三个侄子都是大唐皇帝。
宣宗的一生可以说是唐朝诸帝中最奇特的。穆宗为帝时，封李忱为光王。小时候，他看上去痴痴的，智力有些问题。及至长大，显示出贤良品性。穆宗病危时，曾欲传帝位给李忱，但在当时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终究未能如愿。大约从这一刻起，他就开始如履薄冰，相继被后来继位的几个侄子猜忌。因此，李忱只能韬光养晦，在众人面前保持沉默，做出一副呆傻的样子。
按史上记载：“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李忱在做亲王时，往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敬宗、文宗、武宗生活中的乐趣之一，就是去光王府找乐，想尽办法逗李忱说话。《旧唐书》记载：“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
十六宅即唐朝诸亲王居住之地。即使是文宗这位以老实著称的皇帝，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谁能叫光王开口说话，我有重赏！”如果说喜欢游玩的敬宗还没把他的这位叔叔当回事，而文宗除了找乐子外也没怎么为难过叔叔，那么到了武宗继位后，李忱面临的情况就危险得多了。
因为李忱越是沉默不语，武宗就越是不安。根据晚唐韦昭度在《续皇王宝运录》里的记载，武宗在会昌三年，于宫中设宴，密令四名宦官将李忱幽闭，欲沉杀于厕所，但事情未果。李忱在其中一名叫仇公武的宦官的帮助下逃得一命。
晚唐令狐澄所著《贞陵遗事》中，则第一次披露了宣宗出家为僧的秘闻：“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蘖禅师同行，因观瀑布。黄蘖曰：‘我咏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宣宗曰：‘当为续成之。’黄蘖云：‘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宣宗续云：‘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如果说上面的记载有点演绎成分，那么《中朝故事》里写的就未必全为杜撰了：“宣宗即宪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后，文宗、武宗相次继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极，深忌焉。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舆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还京，遂即位。”
从此，光叔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同时代的《北梦琐言》为了显示其流浪江南的隐秘性，记载道：“（宣宗）密游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正史上虽未记载他出家为僧，但却说其“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这里的“久历艰难”很可能暗指其出家的经历。
只说刘隐之。正当他在塔下转悠，肩膀被拍了一下，一回头，是怀信，后者说：“还记得我们曾在海上相见吗？”
刘隐之猛地想起他在明州旅舍做的那个奇怪的梦。正在疑惑间，怀信把他拉入禅房，随后进行了一番秘谈。
又过了几天，栖灵塔失火。寺众大惊，只有怀信躲在人群中，露出微笑。
很快，“会昌法难”开始，大明寺也被拆除。显然，在这个故事中，怀信已预测到朝廷将要大规模灭佛毁寺，于是施法术，护送镇寺之塔越海而渡，将其隐藏起来；而在外人看来，该塔像是失火而毁。
当然，这件事除了怀信外，在整个唐朝，只有刘隐之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记载了一则关于该塔的异象：“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这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事，难道预示了多年后怀信将该塔渡海转移的秘闻？
武宗死后，宣宗皇帝即位，恢复佛教，栖灵塔再一次屹立于人们面前：它是被人重新修建，还是被神奇的怀信渡海抱回的呢？
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当然与他的个人爱好有关。他是一个虔诚的道教爱好者，宠信道士赵归真，而后者一直以大力抨击佛教为己任。
其次，为的是解决唐朝的财政问题。因寺院僧人众多，又纳奴婢，田产更巨，却不纳税，致使政府的经济出现大缺口。
此外，还有一则传闻：武宗之所以灭佛毁寺，是为了搜捕他的叔叔光王李忱（后来即位的宣宗皇帝）。当时，武宗对这位在史上以大智若愚著称的叔叔心有顾虑，几欲谋害，在其逼迫下，李忱剃度为僧，隐藏于寺院中。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凶煞迷羊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上的党争是经常出现的。其中，绵延时间最长也最为知名的是中晚唐时的“牛李党争”。
牛党领袖是大臣李宗闵，而非后人通常所说的《玄怪录》作者、宰相牛僧孺。李党领袖是李德裕。以前的说法是，牛党代表了新兴的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庶族阶层，李党代表了自东汉以来一直掌握大权的世家贵族（李德裕来自唐朝七大高门之一的赵郡李氏）。
我告诉你，这完全是胡说。因为牛党那边同样有很多具有世族高门背景的人，甚至在数量上不比李党这边少。至于有人认为“李德裕无党”，也是不靠谱的。
“牛李党争”起源于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
在那次考试中，作为应考者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大论朝政，并对当朝的执政者提出批评。这时的宰相是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亲。这事搞得李吉甫很不舒服。更不舒服的是，主考官杨於陵等人认为牛僧孺、李宗闵的文章写得很好。
于是，李吉甫哭诉于宪宗面前，并指责主考官徇私舞弊。宪宗立马将杨於陵等人贬官，作为新科进士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没被朝廷录用，而到外地做了地方幕僚。后来，有人认为李吉甫做得有点过了，便反诉于宪宗面前，于是没多久，李吉甫也被打发到南方为官了。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始。
到十三年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又发生了一起科考案。
这一次，点燃导火索的是《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的父亲段文昌。文昌为朝廷重臣，平素喜欢古董字画，与其交好的杨某就送给段不少字画，为的是自己能金榜题名。当然，段文昌跟杨某平时也是有交情的。段文昌随后找到主考官礼部侍郎钱徽，递过去一个条子，叫他关照一下杨某。这时递条子的还有刚刚写出“锄禾日当午”的大臣李绅。
没想到，钱徽没买段文昌和李绅的账，最后录取了跟自己私交不错的大臣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人。而李、杨刚好是这次考试的副考官。
名单下来后，段文昌暴怒不已。
此时，他正要去蜀地做剑南西川节度使。走之前，他联合了李绅、元稹（皇帝喜欢的诗人兼翰林学士，与李宗闵有过节），以及刚刚步入仕途的李德裕（翰林学士），在皇帝那里告了一状。穆宗也很生气，下诏叫白居易等人复试新科进士。经重新考试，李宗闵的女婿等人全部被刷下。
段文昌带着儿子段成式心满意得地去四川上任了，但朝廷上从此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段文昌队伍中的青年李德裕，很快变成这一派的领袖。念念不忘元和三年事件的德裕，他一出手，就显示出打击政敌时的冷酷无情。事件发生后，李宗闵被贬到外地为官，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牛党得势时，尽驱李党到外地；李党得势时，又会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
到唐文宗大和年间，两党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除白居易（牛党骨干的亲戚，被李德裕视为牛党外围人物，而终生不喜欢白居易）等少数几人外，中晚唐的几乎所有重臣和诗人都卷入了“牛李党争”。
前面说过，虽叫“牛李党争”，但实际上牛党的头号领袖不是牛僧孺，而是李宗闵，所以叫“二李党争”更为适合。关于“二李”的关系，唐人笔记《幽闲鼓吹》曾有一段记载，大意是：
李德裕在扬州为官，李宗闵在湖州为官，两人针锋相对。李宗闵被调往东都洛阳出任新官，李德裕感到不安，修书向李宗闵示好。但后者不接受，在去洛阳的路上，特意绕过必经之地扬州，而不跟李德裕见面。但没多久，李德裕任命为宰相，过洛阳，李宗闵同样感到不安，给李德裕写信，表示想见一面。李德裕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之间，倒也没什么太大的怨恨。不过呢，见面同样也没更充足的理由。”
按另一种传说，李德裕和李宗闵之所以水火不容，跟李宗闵忌惮李德裕的铁腕与能力有关。李宗闵做宰相时，李德裕正担任兵部尚书。有一天，京兆尹杜悰去拜访李宗闵，看到李愁眉不展。
杜悰：“想啥呢？这么专心！”
李宗闵：“你猜。”
杜悰：“又在想李德裕了吧。”
李宗闵：“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不融洽了，实际上就从没有融洽过。”
杜悰：“我有个主意，但你肯定不会采用。那就是，推荐他做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被唐人看重，相当于副宰相。
李宗闵思忖良久，最后答应了。于是，杜悰跑到李德裕那里，把李宗闵打算推荐他做御史大夫的事讲明，李德裕喜不自禁。但后来，牛党要员杨虞卿知道了这件事，断然否决了这个提议。李德裕得知后大怒，从此“二李”老死不相往来。
李德裕跟牛僧孺的关系同样形同水火。
当时，出现了一篇叫《周秦行纪》的志怪，以牛僧孺第一人称自述的口吻，讲述其在德宗贞元年间进士落榜后返回故里途中夜入汉文帝母薄太后庙的离奇遭遇：“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
在庙里，作为死鬼的薄太后又叫来了一批死鬼作陪，其中包括“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的戚夫人﹑“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的王昭君、“纤腰修眸，仪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的杨贵妃、“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的绿珠等人，甚至还有当朝皇帝的妃子。
宴饮中，薄太后问：“今天子是谁？”
牛僧孺答：“今皇帝为先帝长子（德宗）。”
杨贵妃大笑：“沈婆儿做天子也？大奇！”（德宗的母亲沈后即传说中的江南女子沈珍珠，“安史之乱”中失踪。）
酒酣之后，薄太后问：“牛秀才远道而来，今晚谁人陪寝？”
戚夫人率先起身，说：“家里孩子还小，我可不行。”
绿珠也婉拒。
薄太后看了看杨贵妃，表示贵妃为先帝妃子，陪睡也不合适。最后，盯住王昭君，说：“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大意是，你王昭君远嫁塞北匈奴，又嫁给两任单于，身份相对寒微，就没推脱的理由了。
王昭君羞愧不已。
就这样，王昭君陪牛僧孺睡了一宿。
据说，这篇志怪是李德裕的一位叫韦瓘的门生写的，用以打击政敌牛僧孺。
有人曾拿着这篇志怪告牛僧孺的状，文宗皇帝看后大笑，说：“牛僧孺安敢称先皇后为沈婆？此定是他人冒名所作，嫁祸于人。”
文宗皇帝还是很明白事理的。
不管这篇志怪是不是出于李德裕的门生，或者说是不是李德裕授意而作，都说明当时牛李两党争斗之激烈。除朋党难，原因之一是满朝重臣，不是牛党就是李党；之二是两党背后都有专权宦官的支持。
虽然李德裕的形象更为正面（较之于牛党成员，在反对藩镇割据、强硬对待回鹘以及反控宦官方面更有力），但实际上他跟宦官也保持着密切来往。当时，有宦官到地方监军的惯例。李德裕跟这些监军宦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那些宦官期满回京后，即可直接向皇帝推荐李德裕。唐武宗时，李德裕被召回长安做宰相，基本上用的就是这个手段。
武宗时代，李德裕备受恩宠，做了六年宰相，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李宗闵最后死在湖南贬所，牛僧孺也被赶到遥远的地方。
李德裕为相的岁月，施政风格刚健有力，满朝清明肃然。但同时，由于出身世家高门，他的贵族做派又非常突出，以奢华为例，按《独异志》记载：“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也就是说，李德裕每喝一杯羹，价值三万钱，而且羹汤是用当时稀有的珠玉、雄黄、朱砂等煎熬，熬到第三次后，这些珍贵的药材就扔到地沟里。可以设想，连李德裕家的地沟也充满了宝物。
李德裕又好收藏古董，最喜怪石奇木，“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他在洛阳郊野修建的别墅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六年海州送到。’……”
但是，武宗一死，李德裕的境遇马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唐宣宗以皇太叔的身份继位，由于深深厌恶前任武宗皇帝（宣宗为亲王时，韬光养晦，装傻充愣。作为侄子的武宗，每每侮辱他。又传，曾一度意图谋害他），把这种厌恶也转到李德裕身上。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事必躬亲的宣宗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强势的宰相每天在自己眼前晃悠，代他处理政事。
李德裕太孤傲严肃了，太不怒自威了，这叫宣宗深深地忌惮。每次上朝，看到李德裕，宣宗往往“寒毛倒竖”。这样的君臣关系算是没法处了。宣宗继位没多久，李德裕就被打发到东都洛阳，虽然丢了宰相之位，却还不算被贬官。尽管如此，李德裕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曾向一善于预测的僧人问吉凶之事，僧人指出李近期将有灾难，会被贬到更遥远的南方，且南行之期月内即见分晓。
李德裕郁闷，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相信。
“不相信？那这样，我们做个实验。”僧人说着，一指地下，“此地下埋有一石盒。”
李德裕立即叫人挖掘，果得一石盒。李德裕大惊，问：“贬至南方既然不可免，那么我想问一句，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僧人道：“还有这个机会。”
僧人又道：“您这一生，应吃一万头羊。到现在为止，您已吃了九千五百头。也就是说，以后还有吃五百头羊的日子，官位未绝。”
李德裕长叹一声：“法师真乃神人！宪宗皇帝元和十三年，我在北都太原为张弘靖宰相的部下，曾梦见自己行于晋山，那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羊群，有牧羊人告诉我，这满山之羊是我平生所吃之羊。这个奇异的梦被我隐藏数十年，一直未向他人说过，而现在看来，正中禅师之言！”
尽管很悲伤，但李德裕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因为如那僧人之言，自己还有吃五百头羊的机会，即使每天都吃羊肉，吃完这五百头羊，也需要十年。也就是说，自己还能显贵十年。以自己现在的年纪而言，十年足矣！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没过几天，振武节度使米暨派人来到洛阳，为表达对李德裕的尊敬，专门一次性地送来五百头羊作为礼物。
李德裕望着庭院里的群羊，一时说不出话来。
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阴骘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宣室志》）
李德裕将此事告诉那僧人，僧人摇头叹息：“一万头羊已够数了，看来您被贬之后，不能回还了。”
李德裕说：“我不吃这些羊还不行吗？”
僧人说：“羊已到了您眼前，吃不吃都已属于您了。”
李德裕神色戚然，陷入长久的沉默。在他为宰相的时代，对内抑制住中唐以来嚣张的宦官势力，对外采取强硬手段削平藩镇，并成功打击、威慑了回纥、吐蕃以及南诏。他特别勤政，每日出入宫闱，与武宗商讨军国大事，名诗《长安秋夜》即是这种生活的写照：“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但现在皇帝换成了宣宗，他失宠了。
收到那令人压抑、恐怖的五百头羊后，没过几天，李德裕就接到朝廷命令：被贬荆南。随后，又被贬为潮州司马。还没到潮州，又贬为崖州司户。崖州，即现在的海南三亚。可以想象唐朝时那里有多么荒蛮。
南方路迢迢。
在赴贬所的路上，过一条险恶的河流时，李德裕身上携带的白龙皮、暖金带、壁尘簪等无价之宝不慎落入了水中。他长叹一声，所谓富贵，也许真的被上天收回了。他并不伤痛失去宝物本身，而只是慨叹无常的命运。
“牛李党争”的半个世纪里，两派人物被贬到外地是常事。尽管有僧人的断言，但李德裕此前还是相信自己有一天能重返长安，就是返回洛阳也行啊。但现在，跟随自己多年的宝物失去了，是不是预示着自己永远失去了北归的机会？
远贬崖州后，李德裕写有无限伤感的《登崖州城》：“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他再也没有机会北返中原了。大唐帝国的最后一位铁腕宰相孤独地死在了海那边，中国自东汉中期开始的门阀士族时代至此也落下了大幕。那是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
弑君时代
晚唐宣宗皇帝李忱，在位十三年，后代史官将其比喻为“小太宗”。通常的说法是，他即位后，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在对吐蕃的战争中，也取得了难得的胜利。这一时期朝廷清明，各地藩镇也不敢妄动。而且，他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干政的传统。总的看上去，也确实如此。
但有一点被遮蔽了。
正史记载，宣宗因服用道家丹药而去世。但实际上，这位登基后就以彻底追查害死父皇宪宗的宦官集团为己任的大唐天子，同样死于宦官之手。而且，宦官在害死宣宗后，向朝臣称皇帝“食用金丹”而崩。元和十五年，杀死宪宗的宦官，也用了同样的口径。宣宗这一悲剧性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过了文宗时代的“甘露之变”。
这一切又从何说起呢？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唐武宗死，其叔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改年号为“大中”。
关于宣宗的时代，在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的开头有所提及：“唐大中十三年，皇帝昏庸，朝廷腐败，民间涌现不少反官府的组织，其中以飞刀门的势力最大……”这样的描述自然可以一笑而过。因为宣宗是唐朝历史上最后一位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虽有固执之处，但整体上非常不错了，皇帝本人不但勤政，且甚为节俭，体恤民情，最爱微服私访，往往日暮时才回皇宫。对此，晚唐五代尉迟偓所著《中朝故事》多有记载。
当时，大臣劝谏：“陛下啊，您不适宜频频外出！”
宣宗回答：“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
唐宣宗有此作为，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宪宗皇帝的儿子，是穆宗皇帝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和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也就是说，宣宗继位前，他的哥哥和三个侄子都是大唐皇帝。
宣宗的一生可以说是唐朝诸帝中最奇特的。穆宗为帝时，封李忱为光王。小时候，他看上去痴痴的，智力有些问题。及至长大，显示出贤良品性。穆宗病危时，曾欲传帝位给李忱，但在当时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终究未能如愿。大约从这一刻起，他就开始如履薄冰，相继被后来继位的几个侄子猜忌。因此，李忱只能韬光养晦，在众人面前保持沉默，做出一副呆傻的样子。
按史上记载：“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李忱在做亲王时，往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敬宗、文宗、武宗生活中的乐趣之一，就是去光王府找乐，想尽办法逗李忱说话。《旧唐书》记载：“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
十六宅即唐朝诸亲王居住之地。即使是文宗这位以老实著称的皇帝，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谁能叫光王开口说话，我有重赏！”如果说喜欢游玩的敬宗还没把他的这位叔叔当回事，而文宗除了找乐子外也没怎么为难过叔叔，那么到了武宗继位后，李忱面临的情况就危险得多了。
因为李忱越是沉默不语，武宗就越是不安。根据晚唐韦昭度在《续皇王宝运录》里的记载，武宗在会昌三年，于宫中设宴，密令四名宦官将李忱幽闭，欲沉杀于厕所，但事情未果。李忱在其中一名叫仇公武的宦官的帮助下逃得一命。
晚唐令狐澄所著《贞陵遗事》中，则第一次披露了宣宗出家为僧的秘闻：“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蘖禅师同行，因观瀑布。黄蘖曰：‘我咏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宣宗曰：‘当为续成之。’黄蘖云：‘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宣宗续云：‘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如果说上面的记载有点演绎成分，那么《中朝故事》里写的就未必全为杜撰了：“宣宗即宪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后，文宗、武宗相次继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极，深忌焉。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舆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还京，遂即位。”
从此，光叔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同时代的《北梦琐言》为了显示其流浪江南的隐秘性，记载道：“（宣宗）密游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正史上虽未记载他出家为僧，但却说其“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这里的“久历艰难”很可能暗指其出家的经历。